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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书籍能救你的命吗?

时间:2015-07-31 来源:阅来网

  美国短篇小说杂志《Electric Literature》曾做过一个实验:哪一本重量级小说能为你挡住冷枪?给出的书目有大卫·米切尔的《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480页,美国版页数,后同)、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562页)、里克·穆迪的《死亡的四指》(736页)、亚当·莱文的《The Instructions》(1030页)、约书亚·科恩的《Witz》(800页),以及一部存了上千本书的Kindle。你以为一本厚达千页的硬壳精装书会是最佳的防弹装备?你错了,子弹将《The Instructions》钻出了一个大洞,大到能把手指伸进去。《自由》、《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死亡的四指》(这书名起得好)、Kindle都未能挡住子弹。唯独《Witz》表现最佳,毫发无损,在左胸前放一本,足以保命。不过,最好的防弹背心还是《圣经》,一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服役,遭遇狙击手伏击,是左胸口袋里的《圣经》救了他一命。 
艾拉·柏素德(左)和苏珊·艾尔德金
  书籍真的能拯救你的生命吗?这不好说,如果单纯把《圣经》当经典文学来读,倒是足以提高心智。经典文学作品有助于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能把我们拉回到柏拉图时代——这已是共识,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读书俱乐部把文学图书作为“药方”帮助病人康复,读书疗法(Bibliotherapy)的应用在图书出版大国英国正呈上升趋势。D.H.劳伦斯曾写道:“在书中,一个人可以摆脱他的疾病。”现在就连全科医生都会建议患者,去图书馆吧,你总能在某个书架上找到对症的“阅读药方”。 
  好书有助于自我完善的论点早已有之。古代的柏拉图说,缪斯女神创造艺术不是为了让我们没心没肺地欢娱,而是要帮我们提升心智;近有马修·阿尔诺和F.R.李维斯讨论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被传播到全世界”,因为它们能激发出“自我中最好的那一部分”。读书疗法其实也算不得是新鲜事。阿波罗神兼艺术和医术之神,古希腊的医院、护理所被安置在剧院旁边,并非偶然。 
  在英国,影响力最大的阅读公益组织之一是Get into Reading,它覆盖了整个英格兰。阅读小组分布在看护中心、日托中心、神经疾病康复之家、精神病院、小疗养院、收容所、图书馆,参加人群有阅读障碍者、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运动神经元损伤者、心理疾病、囚犯、青少年、戒毒人员、护士和他们照顾的病患,每个小组人数不超过10人,所以组里往往有种亲密的氛围。小组选择的书目多为经典文学,《卡斯特桥市长》、《简爱》、《汤姆叔叔的小屋》、《蝴蝶梦》、《远大前程》、《亚当·比德》、《人鼠之间》,也有当下受到好评的新作,如罗伯特·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小组每周活动一次,模式一般是大声朗读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如果选了本狄更斯的小说,就意味着要花半年时间才能读完。组长会对组员进行阅读指导,由义工、医护人员担任,Get into Reading的发起人、利物浦大学阅读中心老师简·戴维斯(Jane Davis)也担任了一个小组的组长。某一周,这个小组在读莎士比亚的浪漫剧《冬天的故事》第一幕第二场戏,这场戏讲的是西西里国王利昂茨和王后赫米奥娜竭力劝说他们的客人波利克塞尼斯不要返回波希米亚。这场戏的很多台词理解起来颇有难度,经戴维斯解释,大家逐渐领会莎士比亚的意图,讨论的话题也多方面展开,诸如男人的嫉妒、女人的卖弄风情、王室的礼节约束,甚至还有如何应付待得太久不知道回家招主人烦的客人。高扬的阅读热情让人很难想象组员中有无家可归的人,有15年未工作过的陌生环境恐慌症患者,一人深受躁郁症折磨,一位患有艾斯伯格综合征,有一位努力走出丧夫之痛的孀妇,有一两人自离开学校后这还是第一次读莎士比亚。 
  阅读小组雄心勃勃要做一个康复试验:阅读是否能减轻心理、精神、身体上的痛苦。组员们认为答案很清楚:一旦走进书里的世界,注意力就集中在发掘、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不再只关心自己的问题。有组员说,读书一段时间后他不再去看医生,也减少了用药量,和病友们谈论疾病无济于事,和书友讨论生死、衰老这两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则有巨大的收获。 
  医护人员也有发现。一位神经疾病患者在他的小组里数月不开口讲话,读了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圣乔治·赫伯特的诗歌《花》,竟然发表了10分钟的独白,最后他称自己“觉得好多了”。一位脑损伤患者加入了读书小组后,词汇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在旁观者看来,这样的康复成果不值一提,对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而言,则是突破性的。 
  研究者发现,相比编织毛线、打桥牌,读小说、诗歌能让患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注意力,这在康复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患者在与文学角色的交流中情感得以具象化,也会被诗歌的节奏、韵律所刺激。一些老年痴呆病人,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对他们念诗,他们却能背出70年前上学时学过的诗歌,并指出你哪一句背得不对,很明显他们放松了。 
  怀疑论者称读书疗法为江湖郎中的吹嘘之辞,但20多年来相当多的支持性研究结果表明,艺术具有普遍性的康复效果,而文学则是针对性地产生作用。阿拉巴马州的一项研究证明,读书疗法比单纯服药更能降低抑郁症复发的概率,甚至对心血管病也有正向作用。曼彻斯特大学老年病学教授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持谨慎态度:“我做过多年临床医生,所以不会夸大文学在医疗中的作用。也不会有医生送重病号一首诗。”即便如此,他也承认他的老板在临终前最后几周要靠海洛因泵来镇痛,阅读《战争与和平》也起到了巨大的临终安慰作用。 
  作家自己也是文学书籍的受益者。乔治·艾略特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走出来靠的是和年轻朋友约翰·克劳斯一起读但丁的诗《地狱篇》。后来他们结婚了。克劳斯写道:“神圣的诗歌引领我们来到崭新的世界。生活焕发了新貌。”维多利亚时期的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在自传第五章《我心灵史上的危机》——也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章——里写到他在1826年不知何故突然精神崩溃,“一束微光照进幽暗,偶然之间我开始读马蒙泰尔的《回忆录》”。马蒙泰尔父亲去世的场景一下子击中了他,他泪湿双襟,内心却光明起来,不再感到无望。 
  死亡治愈了米尔,艾略特的疗伤之旅是跟着但丁去了一趟地狱,起作用的都不是那些让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书。书籍之所以有疗效,正是因为它们带我们去了黑暗的地方,而不是美丽新世界,就像托马斯·哈代说的:“要改善这个世界,就得正视世道的丑恶。”医护人员偶尔会担心忧伤的诗歌、散文会让病人的情况更糟。何谓“更糟”?年迈的病人读彭斯的诗,“啊,我的爱人是朵红红的玫瑰”,越读越难过,但坚持读完后表示自己“好受多了”。 
  哈代一向视他人的狂欢为自己的地狱,素来要从悲观主义、无望中得到慰藉。国人盲目的乐观让他格外消沉,写出诗歌名篇《在阴郁中》:“冬日将至;/但它不能再带回/我的丧情之悲,/谁能死两次?”读这些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诗句,还有霍普金斯的十四行诗《不能更糟,不能》,仿佛吃了一剂排除负面情绪的泻药。霍普金斯深知,并非每个人都有类似“心灵有高山;险峰似崩/吓人,直耸,无人曾登。不把它们在意/想必未曾见过”的体验,借着诗歌、小说为他人哭一通,表达了自己的悲痛,接受了悲伤,因为情感代入增强了内在力量,生活于是少了举步维艰。情感代入,正如泰德·休斯——被称为最有唤醒力、最具治疗性的诗人——所言,诗歌是一连串我们本不想提及的秘密,却拼命地想与人分享。文学还提供井然的秩序,支持读者反抗让他们头疼的秩序混乱、控制力缺乏。文学的治疗、自我完善能力或许就体现在这里。常说书籍带领我们走出自我,但在现实中,优秀的文学作品悄无声息地将我们带入自我,深入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期望或者我们的选择。 
  保罗·加斯科因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本书真的拯救了我的人生。”这位了不起的中场球员当然是在隐喻,这倒是让我们不禁要想一个严肃的问题:书真的能拯救我们的人生吗?或者说,文学作品能帮我们挡住防不胜防的各种生活难题吗?书不会成为救生员,写书批判大屠杀不能阻止普里莫·莱维自杀,读错了书也能让无辜者命丧黄泉。书是阿兰·贝纳特说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只向我们伸出来的援助之手,一只我们能拉住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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