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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炽热中午，我到达城中著名公寓附近的一间咖啡馆。黄渤狼吞虎咽，四口塞完一个肉馅三明治，连前一天晚饭算三顿合一顿了。他擦完嘴之后把桌子也擦净。真人秀那活儿他干得不错，穿了一件户外防风雨的崭新工服差点给闷晕。他说爽，“好久没人在我面前说过脏话了”。现在流行这个，黄渤和孙红雷在节目被“虐待”，“钩心斗角”，出演价格据说是片酬够高。 

　　从去年底到今年，这个中国最有票房号召力的人说，自己已经处于“放空”状态。“市场上也不缺你这一部戏，你也无需向自己或者别人再证明什么东西。”从30亿的“卅帝”，到50亿，他只用了一个国庆档，而中国的国产票房2014年总共是157亿元。这一个人集中的资源、市场、质量和口碑，变成股票和投资领域的热点，所有投资方都想听到他的名字，成了中国电影的第一票房保证。 
　　可是，黄渤对我说：“你要当真你就真成了个笑话。”

像个笑话

　　“以前饿惯了，现在摆这么多饭不吃说不过去。”黄渤这么解释他近两年密集的电影量。很多片子里他只参演，但无一例外都被放在演员表前列。有投资人只希望沾一沾他的彩头，他也常常出于仗义帮忙。年轻时在剧组跑龙套，他听大腕们说拍戏真没意思，“就想怎么可能呢？多好玩啊！”然而自己也到了节点。“厌倦，一想着还有几个戏债要偿……我什么时候开始对演戏皱眉头了？”所以，去年看到自己的戏一股脑上映，他觉得有点尴尬，自问：“我正经八百演的有几个？” 
　　“饿”是他曾经的标签。他一脸泥大口咬着面包，在重庆环形立交桥上玩命飞奔，配乐是勃拉姆斯的激昂和壮烈，这个镜头结束了《疯狂的石头》。然而和所有的喜剧演员一样，固化的形象让他反感。他今年停止了所有片约。 
　　黄渤并不是“一夜成名”，只是形象上人们容易误以为他是草根出身。宁浩早在他的北影求学阶段就认识他。管虎在他最穷时期也常吃他做的炸酱面。据说他现在演管虎、宁浩、徐峥的片子都是象征性片酬。饥饿感没有给他打上困顿和悲苦的烙印。有一种声音始终认为，黄渤创造这些极具典型意义的形象，农民、毛贼、流氓，并不完全真实。秘诀是变形和偏离构建的诙谐。“给人造成的错愕，这种和真实之间的若无其事，存在巨大的张力，直接后果就是笑。”他打破了单调逻辑，建立了一种自由奔放、充满意外和欢乐的表演。本来隐藏在底层人物身上常规的价值观、等级观，被他的表演释放了出来。 
　　管虎用穷困潦倒形容黄渤作为演员的“北漂”时代。“十几年了，到今天有时候躺着还在想，我怎么可能干这个？还有人喜欢？”黄渤“触电”时25岁。他曾是个跑场子小歌手，跟周迅、朴树、杨坤、沙宝亮等人到处唱歌厅。“那时候一批人一起唱，别人全火了”，可他还住在北京郊外的农民房里，每天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去歌厅演出。“我那时年纪都挺大了。”他说他不愿意接受家里的资助。父母从甘肃支边回到原籍青岛，都是大学毕业，在机关单位是处级干部。家里人希望他能上清华北大，黄渤说：“我考十次加一块儿也不够。”宁浩曾经说黄渤和自己有某些共同点：小城市里的边缘少年，还有着单向思维的上一辈。 
　　管虎第一次见没注意黄渤好看难看，反而觉得“他身上透露出一种特别用功的天性，眼神闪烁着，特好。”管虎说职业演员的眼睛没有这个“闪烁”。黄渤的第一个问题是“给多少钱？”一听5000块，他满意了，高虎才拿1万元。他一分钟电影没拍过，说着说着话就跑镜头外面去了，甚至还对着镜头喊“停”，管虎恼了，“告诉你一个规矩，这个地方只有我能喊停！”黄渤开工第一天，导演感觉他“简直是傻帽儿”，但第二天上手就特别快了，“第三天，真不夸张，就感觉他什么都会，什么都对了，全明白”。 
　　2000年夏天，用12天时间管虎拍完《上车，走吧》，得了金鸡奖最佳电视电影奖。黄渤借了套西服去走红地毯，回头一看，宁静在后面，赶紧猫腰低头，给人让开。他坐在伍佰、巩俐中间，紧张，“千万别给朋友丢面子了”。

　　第一部戏让黄渤找到了自信。“歪打正着。唱很多年歌出不来，演第一部戏就拿奖。”第二部戏一下子就把他扔到了低谷。管虎导演的电视剧《黑洞》，成为陈道明、孙红雷的代表作品，黄渤在里面演一个警察，“因为在青岛拍，天天和‘发小’一起玩，没认真演”。本来业内的制作人、导演发现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演员，就开始拿着“照着他写”的剧本来了。“《黑洞》一出来，人家全蒙了。我被划入‘非职业演员’。” 
　　“我得找个理由在北京待下去啊！”他参加北影培训班，“进学校保安都得拦着，找谁？”考了两年都没考上，“觉得老师的眼睛都没在我身上多停留一秒”，到第三年，他改到配音系。他的语言和声音是硬功夫，《杀生》的录音师说，有一次要拍一群人打一个麻袋里的东西，黄渤居然学出一种，既不像人，也不像动物的声音。那声音里细微的气息、情绪把大家都震住了。“多一个生存技巧”是他的真实需要。考上大学时黄渤已经28岁，终于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表演配音专业的大专生。他总是跟着一堆同学试戏。有次到了杨亚洲导演的剧组，负责招演员的看了他一眼就急了，当面说“找了个什么东西”，黄渤硬是忍住没走。结果，剧组当时实在找不到人了，只好让他试，结果一条过，杨亚洲还挺满意。“我蹭过去说导演我还有别的演法，导演说不用挺好！”

我从没得到过别人的保证

黄渤的梦想本来是成为歌星。他初中得了唯一一张关于唱歌的奖状，是“龙城中学生歌手比赛”奖，这是他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15岁他就挣到了一天15块钱，很快涨到了60块钱。他每天在歌厅唱到很晚，对于怎么用钥匙开门不发出声音有秘诀，“不能慢，诀窍在于先对好眼，拧的时候小心，但拧完了得猛开”。结果父亲在门后等着呢。黄渤偷偷唱了一个月，挣了2000块钱。“那时候我妈月工资300元。”他全换成零钞，往桌上一扔，斜眼看父母的反应。“谁的？”“我的。”“什么？”“工资啊。”他特高兴，但会假装，“没事，天上扔的”。 
　　黄渤说自己做演员之前已经被生活“捶打”过了。正是歌厅盛行的年代，“也不是不缺钱，但没到交不起房租的地步”。直到现在他还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张学友、郭富城、王菲，他也为他们分别写过歌曲。“完全按照人家那个路子写的，一听就是王菲。”出去演出，长辈总说他：“玩玩就行了。男的，这哪是你一辈子的营生啊！”后来时间长了，就说：“你也该长大了，脑子该开窍了，怎么还瘀在那儿呢？”他还真瘀。“广州火就去广州，好像跟你没关系，北京文化中心啊，去了也跟你没关系。”他录小样送去唱片公司，人家说“好好好，回头再说我跟你联系”。一出门，他看见仓库里堆着各种碟，包括自己的。 
　　他把日子比作冲马桶，“哗一天过去了”。22岁时他终于禁不住姐姐劝说，回青岛开了与韩国做贸易的钢材工厂。他第一次去买零件还在柜台里看，也不好意思问，后来一问销售，人家给带到仓库一看，“好家伙那么大”。聊钢材、聊价格的日子很快让他成了“黄总”，喝多了有司机给他扛回家。他买东西从不赊欠，也不设流动资金，“我这脑袋不好用，赶紧给钱”。1997年以后金融危机来了，黄渤说现在很多表演和那时候要债、躲债有关系。“别人等了好几个小时我假装不在，人刚一走我赶紧出来上厕所就给碰上了。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些东西，对黄渤是强刺激。 
　　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就越会发现更多的喜剧因素。他发现底层人物身上有很多小机灵、小聪明。看别的歌手在歌厅被观众“哄下去”，那个歌手使劲硬着头皮讨好，观众都已经受不了了，喊着“下去吧！”骂什么的都有，结果歌手说“好，我下来”，只走了一阶台阶，又唱了一首。“唱四首才能领到工资啊！” 
　　“东西南北中国四个地方的流氓怎么欺负人我都能学。”问他是不是被人欺负过，他摇着头说，“对苦难从理解、麻木、疼痛，到最后接受。我以前，天天在接受这些东西。一边受着，一边还得嘻嘻哈哈，还得笑。比如说我演出完了人家忽然不付钱，但是酒端上来，该喝还得喝，该叫大哥还得叫。”他觉得自己情商加强、潜能开发了。下意识记住了，演一个角色不需要太多想象。成名后有一段时间他参加活动老坐第一排正中，半年没出戏，再有活动就坐第三排了。黄渤说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套房连马桶都想拍下来。 
　　以前太苦太累了想歇一会儿，就会听到“歇什么歇呀”。出名以后他演一会儿就有人端过来凳子，说声：“黄老师休息一下吧！”长时间的磨炼，他的通情理大于了他的自我意识。很多年来他过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人给我保障。”这一场演出完了就得找下一场。现在投资业界对他的态度是：“能签赶紧签，他会越走越强，不用考虑商业回报，肯定非常好。”在主持人不够活跃的网络新片发布会上，他会主动但不过分地活跃气氛，给各种人递话，干根本不属于他的活儿，同场合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小演员反倒端着架子。他的很多朋友对他来者不拒的性格有点不以为然，可是又喜欢他这一点，“老好人，黏糊，不会拒绝”。黄渤自己的话是“眼睛里揉得了沙子”。 
　　宁浩说：“他有那种难得的真实。就是从里到外透着一种与生活、与现实特别相关的东西。”在《疯狂的石头》里他自己想了很多梗，比如让人踩肩膀上“哎你有脚气没有？”黄渤和宁浩的合作有点“处女座见处女座”惺惺相惜的意思。《疯狂的赛车》是宁浩完全按照自己认识的黄渤写的。“我们经历了差不多的东西，先接触港台，再接触欧美，然后经历了这样一个逐步开化的过程，所以从各个方面，心理结构、审美意识上比较相近，价值观比较类似。”

无名之徒

　　“小人物”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标签。他创造的，大多是凭空生长、没有依据的无名之徒。“我的大部分作品扣在时代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似曾相识，有存在感，没有危险感。小人物看跟谁比，这个社会有20%的人认为自己很不错，80%的人都有小人物心态。我喜欢这个中低层的基座，我也离这个群体最近。”养牛的浪人，顽劣的光棍，想发财的小坏蛋，都不是社会的阳面。他喜欢用上百种演法，诠释权力中心以外的人，不再是司空见惯的鸡零狗碎，被他赋予了欢快、惊愕和自由。“碰上的导演也是处在最有创作欲望的时候，施虐和受虐碰上了。”这一点导演们都抓到了，黄渤并不是无所畏惧的人。 
　　“我有型吗？观众知道你是谁啊？”他很怀疑各种号称“量身打造”的剧本，“量的是什么身？”“但男一号谁不想演？”他说自己前几年可以“用努力或者贪婪”来形容。机会很重要，他希望更多人看到自己。“想不想出名？想。也没那么如鱼得水，就演了一些同类角色，因为我真是需要。可是剧本我实在看不下去的，也不能演。就是我可以时不时踩那根底线，但我不能跳进去。” 
　　“疯狂”过后他依然继续和小众又意气相投的管虎合作。“跟村民住在一块体验生活，至少一个月以上。讨论剧本更久。”《斗牛》是一个山村故事，跟《杀生》一样，都是“个人剧”，基本戏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每天得从山底到山头，大概景山那么高，跑三四十趟，鞋子穿坏几十双。那个造型已经脏出他的极限，天天跟牛一起演戏，一个镜头拍几十上百遍。村民蹲着看他们拍戏，蹲到晚上九十点，走了，早上六七点起来一看还在那儿拍呢。演之前他就憋着劲儿对管虎说：“你别说我不行，我从没给你掉过链子。”后来变成：“导演你就说能得奥斯卡我也不演了！”《斗牛》超出了黄渤体力的极限，每天坐面包车回住处，看着“线条往后飞，告诉自己，任何戏都有结束的一天”。直到有一天欢呼封镜，黄渤又坐在面包车上，哭了。“原来真的什么都能过去啊！”
　　《斗牛》为黄渤赢得金马奖。《泰囧》大卖时他接受采访，当时刚与“破亿”票房画等号，被称为“黄渤迎来了黄金时代”，但是他说“前几年的《斗牛》、《杀生》才是我的黄金时代”。他说想着去台湾“吃点小吃”，颁奖前一天晚上瞬间想了一下“要不要准备获奖感言？转念觉得黄渤你有点过吧”。 
　　只有一次他演完戏回家突然对着镜子觉得“哥们儿可以呀”，然后立马就意识到“完了”，他根本不怎么照镜子。精神成熟使他很爱拿相貌做调味料，他的“幽默”姿态完整。“陈坤一转身观众就有好感了，我就得演十几二十分钟才行，能不卖力气吗？”但他后来也说，“找陈坤的可能转身去找黄晓明，但是找我的，绝对不会去找他们。”他希望自己技术剥离干净以后还能分出层次。“半瓶子乱晃的时候最幸福，说明你有上升空间呀！”黄渤知道观众挺过瘾，但自己离“满”远着呢。黄渤的大部分作品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从未改变，一是时代政治背景有意被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二是人物的私人化生存占据故事的绝对空间。 
　　喜剧演员很多都锋利敏感，得适应台上台下两种完全不同的自我，黄渤倒觉得自己“混沌”着，不是内心特别充足强大的人。“人都得傻一点，不切实际一点，才能乐此不疲、不够劲儿地往前走。”他开始“什么不行干什么，主持金马奖，拍微电影，出单曲，排话剧”。孟京辉骗他说话剧《活着》就是端杯茶，安静地思考人生，结果他得场场大体力演三个半小时没有中场休息，成就了一个又“侉”又奇异而轻盈的福贵。“不冒险，身上长不出新东西。”管虎惊讶于他的成长。“票房数字在某个阶段来看会让你兴奋，但真正留下来的一定不是数字。” 
　　陈可辛在看《活着》的时候发现黄渤喜剧后面的“悲”。他让黄渤不要把《亲爱的》里失去孩子的父亲演成“苦情戏”。电影一出，再也没有人问黄渤“会不会怕观众笑出来”之类的问题。黄渤设计了孩子“吃桃子过敏”的细节，片头由他讲出，片尾赵薇再说一次。陈可辛第一次看就哭了，给剪成了预告片。据说他在片场一点也笑不出来，为了找感觉，把孩子的名字换成自己孩子的叫。但黄渤自己觉得没演好，愧对陈可辛。“萝卜是不是糠心只有自己知道。”直到后来针对拐卖儿童的法律法规做出改动，他才觉得心里好受了点。 
　　戏是他轧戏最凶的时候20多天赶出来的，他已经知道怎么演能达到及格线。“我永远感受不了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刺扎在骨头里，我的扎在嗓子眼。”他说，做加法是一个偷懒的事，把以前演底层的经验都用上，可是内心知道还能更好。问他怎么更好，是不是觉得赵薇哭戏演得好，他说哭很难，笑更难。如果自己能再和那些家庭相处一段时间，想看看他们怎么笑——“那种假装没事、故作坚强、不让别人看出来难受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