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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一名穷亲戚

时间:2015-10-11 来源:阅来网

这是一场除了家属之外,仅有十一人前来吊唁的告别式。其中八名,是甫入职场、平日并不熟稔的同事;再有,则是往生者的友人代表,计三名。 
  躺在棺内的是我的大伯父,在我尚未知世事之际,他便离开故乡金门,奔赴台湾打拼。我与他关系生疏,原因有多重:其一,大伯父其实与我们并无血缘关系,他是祖母当年从厦门买回的养子;其二,这养子自小不学好,整日逃学在外,祖母拿他没辙;其三,长大后他情事荒诞,祸事连连,祖母对他更加死心。根据父亲回忆,少时逃学的大伯父不敢返家,每每溜到学校里,趁下课时向父亲伸手要零用钱。经春至冬,他睡在庙里、别人家廊下,单衣抵不住风寒,也是父亲夜深时背着祖母,隔窗偷送棉被给他。年轻的大伯父决定赴台发展时,盘缠不足,便找到父亲的工作场所,开口要钱。其时父亲一人的薪水要养一个五口之家。 
  我不喜欢大伯父,对他甚至有些畏惧,虽然在有限的相处记忆里,他总是阔气得很。小学时我曾被选为代表,由老师领队赴台参加研习营。我们搭了十余小时的船,在风浪翻滚中呕吐着抵达高雄,再连夜赶搭火车来到台北。大伯父得知消息,鲁莽地跑到和平东路,立马将我带走。为了表达欢迎之意,他要我在百货公司挑件新衣。“不要客气,我出钱!”大伯父拍着胸脯,相当豪气地表示。其时,我首次与传闻中的第二任大伯母见面,她带着正值二八年华的女儿,与大伯父再婚。少女服饰专柜充满了蕾丝花边和蝴蝶缎带的柔软视觉感,如村姑一般的我仿佛进入白雪公主的幻境。然而四人同行游逛,大伯母却自始至终绷着张脸,她像童话里的后母,对着青春期的姐姐说:“我们挑我们的,也不用客气。” 
  后来我才知晓,大伯父自幼逃学,大字不识几个,到台北之后四处谋职,也只能到工地打打零工,生活其实并不宽裕。但为了体现善尽地主之谊的热情,他领着我去逛终年难得逛一回的百货公司,购置必须花费竟月工资的衣裳,此举自然令另一半不快。这是大伯父粗拙爱心的表达,在霸气、阔气中掩藏着不愿被人瞧不起的辛酸。 
  大伯父的另一半后来因豪赌而债台高筑,两人最终离婚。此后,祖母与大伯父的关系愈加败坏,大伯父也难再回金门。拖到五十开外,经人介绍,大伯父娶了第三任太太。我的新伯母行动不便,约莫正因为如此,才委屈嫁给年岁已大犹居无定所的大伯父。尽管如此,夫妻俩仍生了个儿子。大伯父老来得子,自然甚感安慰。记得当年与小堂弟初次谋面时,他已是活蹦乱跳的年纪,大伯父不改一贯爱教训人的习气,扯开大嗓门对着我说:“你是姐姐,要好好教导、照顾你这个弟弟。”我心里嘀咕着:我们极少有交集,年纪又差那么多,到底该如何照顾他?然后想起我约莫也是这般年纪时,当时膝下尚无子的大伯父回到金门,带着年幼的我到文具店,我挑了款色彩缤纷的铅笔盒,大伯父大方地从架上取下另一个,说是也给妹妹买个礼物。“妹妹刚刚才买新铅笔盒呀!”我说。没料到大伯父为此狠狠训了我一顿:“只给你买礼物,妹妹就没有?做姐姐的不能这么自私。”当着文具店老板的面被训,我噙着眼泪,心里充满了被误解的委屈。 
  大伯父对自己的孩子,约莫也将以这般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吧?不给解释机会,毫无通融余地,强制灌输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念。看着天真的小堂弟,我暗暗为这孩子担心。然而,此去经年,直到堂弟念研究所了,生疏的亲人才在婚礼场合重逢。十余年间,我曾听闻大伯父屡次向亲友借贷。他们一家迁徙多地,父母曾经到三重、板桥、芦洲等处探望过他们。每逢开学季,父亲也会从金门邮汇款项,资助小堂弟上学。作为子辈的我们,无论如何不愿与上一代亲族多有接触,因为教训是永远听不完的,麻烦是永远不会终止的。 
  而大伯父仿佛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无论是外貌,还是行事风格。多年后,当我终于循址来到陌生的居所,见到久未谋面的伯母时,一切恍如昔日。伯母戴着墨镜坐在桌前,手不停歇地折着纸莲花,她对来者哭诉大伯父临终前的种种负气行径,那完全是率直鲁莽的。我在临时设置的灵位前拈香。照片里的大伯父,除了两鬓微霜之外,那皱纹深刻的额头、炯炯的双眼、黧黑的脸庞,与印象中并无两样,脸部粗硬的线条在修饰下,反而添了几分慈祥。然而倏忽间,他已成为被祭拜的对象。只是灵堂里少了念诵佛经的超度,也不闻哭天抢地的号啕。 
  午后这临街的家是安静的,伯母因眼疾之故,行动不便,显然无法经常走亲访友,大伯父晚年亦罕出门。多年来,这一家子大概过着默默在底层挣钱、谋生活的日子,在城市与城市不为人知的边角,他们缓慢而认命地移动;在债主与债主交替临门的缝隙,他们谦卑而侥幸地找寻生机。我在沉寂喑哑的空气里,勾勒着大伯父晚年的身影,揣想旧时他行走的足迹。我想到我们这些大伯父口中的“读册人”,总是呐喊着要关怀弱势群体,在需要捐款、捐助物资的时刻,慨然共襄义举;我们认领偏乡贫国的孩子,按月接收他们的信件与近况报道照片。然而,如果身边就有一名穷亲戚,如此真实、如此迫近地存在于生活视野里,我们又会如何对待?不,不要找上我,我不想被牵扯。我们对其敬而远之,如看待瘟神般。 
  大伯父半辈子为生活所迫,辗转于餐厅、妓院等场所打杂,经年担任洗碗工、清洁工,年纪一大把终于娶妻生子,在台北都会区的底层打拼,年老体衰后退休。在这样的劳动生涯里,大伯父的交际网络终究只能如此贫薄:亲人少数,友朋三名。告别式最终,我们绕棺行走,看到的是大伯父瘦小的遗躯,仿佛象征着他在人世的渺小存在。礼仪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再叮嘱着不要回头,顺时针往前绕行。是啊,如此畏惧被牵缠的我们,怎敢回首? 
  还记得家中始终保留着小堂弟幼儿园的毕业照,那是大伯父多年前郑重从台湾寄回,作为家族命脉传承的隐形宣告。虽然幼年离家、养母不欢、家族殊少闻问,但大伯父晚岁屡屡返乡扫墓,也在金门四处走逛,寻儿时欢游之友、旧时戏耍堂屋。所谓叶落归根,父亲说,若有任何线索,大伯父亦必将去厦门寻他的坎坷身世。 
  然而一切无非徒劳,最终大伯父没有生身血脉的消息,没有养父母的疼爱,也没有赢得晚辈的敬重。人说生死哀荣,但在大伯父身上,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轻贱、枉然与命定。想起大伯父故去后,伯母曾表态,希望我们帮忙“作旬”。母亲在电话里询问我的意愿,并且略作暗示:“大伯父膝下仅有一子,人丁单薄,若你们不去,场面会很冷清。”“不要啦!我们跟他又不熟,而且这样很假呀!”我记得当时,自己以没有情感基础、虚应故事的仪式不具任何意义为由,断然拒绝。 
  唉!如果你也有一名穷亲戚,在情感、道德与伪善之间,这门世间功课,究竟该如何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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