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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诗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

 

　　乐府原指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乐府民歌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的第三个里程碑。在思想内容上，它主要反映社会现实；在艺术上，它以成熟的五言形式促进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并将叙事诗推向成熟。乐府民歌现存四十首左右，大都收在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代表作有《孤儿行》、《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

 

　　《古诗十九首》为当时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作者已不可知，后由萧统将其选编在一起，题作《古诗十九首》。其基本内容为表现游子和思妇的生活和情感。其艺术特点是抒写委婉，语言浅近。代表作有《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迢迢牵牛星》、《西北有高楼》等。

 

　　诗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主要成就。这一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开始同史学、哲学分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艺形式，五言古诗由此兴盛，七言诗由此确立，声律、对偶、用典等技巧已成熟。如果没有这个时期诗人对诗歌技巧精益求精的钻研，就没有唐代近体诗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普遍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一时期的诗人感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借诗歌来抨击现实，揭发礼教的虚伪。他们或放浪形骸，或隐逸田园，常常对统治者采取对抗或不合作的态度，并往往从古代的贤士和抽象的道德中寻找支持，向虚幻的仙界寄托灵魂。诗人通过自己的所遇所感，联属天地万物，社会人生，借诗歌抒写情怀，倾吐心声，嬉笑怒骂，无畏天地。诗人以高涨的创作热情，鲜明的创作个性，多样的艺术风格，展示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使这时期的诗歌又形成一个新的高峰。

 

　　魏晋南北朝诗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是魏和西晋，第二期是东晋和南北朝。魏和西晋又可分为三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建安是汉献帝年号，这一时期的诗歌成就辉煌，诗人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一种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代表诗人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短歌行》借宴飨宾友，抒发了时光易失、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平定天下的壮志《观沧海》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诗人壮丽的胸怀，《龟虽寿》表现了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壮志。曹丕的《燕歌行》通过对社会离乱中男女异地相思的描写，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曹植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奠定五言诗基础的人，他的《白马篇》通过赞赏幽并一带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寄托了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七哀》在思妇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失意和苦闷；《野田黄雀行》借对受害黄雀的同情，表现了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埸、刘桢。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建长城，揭示了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王粲的《七哀诗》通过描写弃子妇人，揭露了军阀混战带给人民的灾难。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遭受后母的虐待，揭露了封建家庭关系的冷酷无情。刘桢的《赠从弟》写出了诗人不屈不挠的顽强性格。徐幹的《室思》委婉曲折地写出了妇女思念丈夫的内心活动。蔡琰长达五百四十字的《悲愤诗》通过描写辗转流人匈奴的自身遭遇，反映了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嵇康和阮籍。嵇康在四言诗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赠兄秀才从军》写对从军远征的哥哥的思念，表现了兄弟之间的动人情谊。阮籍的《咏怀诗》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正直之士所受的压迫和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既有积极的批判锋芒，又有消极颓废的遁世思想，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太康是晋武帝年号。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为，“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左思，其《咏史》诗借古人古事以抒写自己的怀抱和不平，反映了寒门知识分子与世族门阀的矛盾。他的诗借古讽今又深刻恰当，故有“左思风力”之称。张协的《源诗》批判了流俗，抒发了自己的心曲，是这一时期成就仅次于左思的诗人。

 

　　东晋初期的诗人以刘琨、郭璞为代表，他们是由西晋人东晋的诗人，生活于乱世，并直接卷人社会矛盾大旋涡中，因此诗篇有着浓郁的现实主义色彩。刘琨的《扶风歌》抒写了征途中的辛苦经历和诗人的激愤忧虑之情。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表现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荣华富贵的鄙弃。永嘉之后，由于当时士族耽溺享乐，以玄学来自我迷醉，所以玄言诗曾盛行一时，代表作家如孙绰、许询等，他们的诗歌阐述玄理，淡乎寡味。

 

　　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大放光彩。陶渊明以平淡自然的风格和情、景、理统一的诗风别树一帜，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陶渊明的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继承汉魏以来抒情言志传统而加以发展的咏怀诗，如《杂诗》写壮志不能实现的悲凄，《读山海经》表达了对时事的愤激；另一类是优美闲适的田园诗，如《饮酒》表现了农村恬美静穆和诗人归隐后悠然自得的生活，《归园田居》形象地表现了农村的优美宁静和诗人的欣喜舒畅之情。陶渊明的田园诗虽然有着封建士大夫的闲适情调和趣味，但其中确有不少是接近农民的“田家语”，这是与陶渊明亲自躬耕田亩分不开的。

 

　　南朝诗歌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刘宋时期，代表作家为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人称“元嘉三大家”。其中谢灵运成就最高，他是山水诗大师，善于从古代诗赋中吸取营养，模山范水，创造出了许多写景名句，如《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等。第二阶段为南齐和梁时期，代表作家为谢朓，沈约和王融，人称“永明体”，其特点是强调声律。谢眺的诗歌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避免了艰涩之弊，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诗人，代表作有《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游东田》等。第三阶段为梁中叶到陈，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内容多为宫廷贵族们的娱乐情状，诗风柔靡。

 

　　北朝诗兴起较晚，较有成就的诗人是由南人北的庾信、王褒等人。其中庾信成就最大，他一改在南朝时清绮柔靡的诗风，在北朝时写的诗多沉郁悲凉之辞，其代表作如《拟咏怀》。

 

　　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也有很高成就。南朝乐府民歌专写缠绵婉约的情爱，风格委婉细腻，代表作为《西洲曲》。北朝乐府民歌则抒发了一种慷慨悲壮的情绪，风格直率粗矿，代表作为《木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