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篇一：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我这里所说的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并是不指郭老的一篇文章，而是由郭沫若纪念馆等三家单位合编的《〈甲申三百年祭〉风雨六十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本书。里面除了《甲申三百年祭》原文外，还增加了毛泽东、江泽民、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相关讲话，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政客和文化学者有针对性所写的赞成的、反对的、辩论的史学政论文章。
《甲申三百年祭》一开始写崇祯治理下的明朝。原本一个不应该是亡国之君的皇帝，但却有了亡国之相：兵燹、灾荒、人荒马乱，再加上皇帝在某些方面的无能，终于导致了明王朝的崩溃。
《甲申三百年祭》不但祭奠的是明王朝，更主要的是反思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一个已经触摸到胜利的农民起义，缘何又兵败如山倒？这个才是作者反思的重点。但显然，郭老写李自成是虚，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李岩。在他的笔下，李岩是帮助李自成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提出的口号，使受到挫折的起义军度过了难关；并且在起义军进京后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相反，李自成手下的其他几个重要人物：牛金星、刘宗敏的所作所为却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失败。郭老对李自成所犯的错误，几乎没有提到，对牛刘二人，他说：“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竟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是这两位巨头。”那么到底牛、刘，或者包括李，在甲申年间，尤其是进京之后，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失败呢？郭老认为：“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摉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
正是因为这段话，使毛泽东读出了原论文的新意思。1944年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显然，毛泽东是认可了论文中的这一部分实用价值。1949年，当他领导的中国革命快要走向胜利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了这一问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他离开西柏坡前又一再表示不能当李自成，于是，后人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的失败原因、党的工作的要求等联想在一起考虑就自然而然的了。
于是，在1991年，江泽民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也提到重新《甲申三百年祭》，自然是从毛泽东骄傲自满的论断中又引出了反腐倡廉。“现在有些人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完全违背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离开了共产党员的标准。”2004年，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到反腐败，我就想起六十年前毛泽东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
我不知道党的历届高级领导人是否仔细读过郭老的这篇文章。因为郭老的文章在李自成失败问题上，根本没有将骄傲自满、反腐倡廉作为论证的重点。而且郭老在整个论文中，一直是将李岩作为“祭奠”的主要对象，例如李自成是否有腐败或者骄傲，郭老在文章中也是矢口否认。但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读出了自己的理解需要，而且毫无疑问，后面的领导人是又读懂了毛主席的理解。至于原来这篇史学论文，读与不读已经不重要了。
【篇二：《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1000字】
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总是有很多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原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郭老1944年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也从中再次验证了“民心乃固邦之本”的历史论断。对于《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有三个人值得祭奠。
一来祭奠崇祯皇帝。
崇祯即明思宗朱由检，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1627－1644在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
崇祯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皇帝，他有两件功绩值得提一下：一是铲除魏忠贤，二是收复全辽。在之争上，以勤政爱仁博得了后世的同情，但是还是未能挽救大明。从结果上看，他是个悲剧，因为大明朝的灭亡是王朝多年遗留下来的民心尽失，加上天灾人祸造成的。但从修为上说，崇祯并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比如他在任之初，国家还算比较安定，可是后来他听信谗言，重用亲信，又喜欢形式主义。民心不得，社稷就无法安定，天朝就要换主人，这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基本原则。
二来祭奠李自成。
李自成是《甲申三百年祭》书中的主角，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大凡开国奠基者的开国之路都比较坎坷，但是他们有坚韧的毅力、非凡的能力，和自己的部下称兄道弟，用一份感情和感召力凝聚群体，最终取得了天下；而取得天下以后的秉性却几乎是一下子发生大转弯的改变：要么开始杀忠良、树威信，要么开始醉三宫，不理朝政，要么开始征收赋税供己娱乐。
毛主席说：当领导有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李自成毁在了第二条上，按郭老的意见，牛金星、刘宗敏为李自成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们打下江山后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反戈，导致了大顺朝的顷刻灭亡。那么李自成在用干部上是不是就有很大的责任呢？首先是选人用人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德才兼备，李岩、宋献策这些人不张扬，且容易克制自己，但却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重用。亲小人，远贤臣，所以国家社稷就慢慢（或者快速）走向了灭亡。
李自成的起家，是因为社会的动荡，天灾的横行，他把握住机会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因为自己个性上的缺陷导致了一生辛苦的荒废，令人可惜，但是换在整个封建王朝的角度上看，他又是一个必然：你忠于社会、忠于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相信你，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你；当你背叛人民，或者忤逆民意的时候，人民总会把你赶下台来的。
三来祭奠李岩，中国历代不少忠臣良将，为国家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他们是国家真正的脊梁。但是很多忠良都很难带着荣誉终老以上呢个，一部分甚至都被陷于“莫须有”的罪名后含冤而死，李岩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仅举家投靠了李自成，还给李自成推荐了牛金星、刘宗敏为他打江山，在李自成社稷危机的时候还回到河南为他召集民众，希望力挽狂澜，可惜的是李自成没给他机会，历史也就没有给李自成重新修改自己命运的机会。
忠臣惨死的现象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中屡见不鲜，给我们的反思就是人治体制下人才的生存无法得到保证。天子代天行使天道，有绝对的权威，但是他们在用人方面却无法保证从一而终的理智：在国家危急、面临内部外界威胁的时候，君主们总会授权于忠良，让他们为国立功、除暴安良；而在太平盛世时，这些国家的栋梁们却甚至不如君主旁边的一个小厮。
忠良是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时代发展到如今，人才仍是国家、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珍惜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创造良好的环境仍是每个国家、企业思考的重要问题。而国家、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发展，如何保持基业长青甚至是持续进步同样是每位成员特别是领导者思考问题的。
用历史的教训来警戒我们，用现实的思考发展我们。
【篇三：读《甲申三百年祭》的几点感想作文】
又逢农历甲申，新正大月，闲赋在家，忽想起郭老60年前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于是信手翻来，仔细一阅，感想颇多，想写些东西，终未动笔。3月14日下午收看全国人代会记者招行会，在回答有关反腐败问题的记者提问时，温家宝总理说：“今年是农历甲申年，提起反腐败，我就想起60年前毛泽东主席向全党推荐过一篇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他谆谆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时骄傲起来，生活腐化的错误”。于是信笔写来，草就此文。
公元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一个政治风云鬼谲多变，值得回味，值得纪念的年头。这年正月，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国号大顺，年号永昌的政权，3月19日攻克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也就是在这一天，崇祯皇帝携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自缢于山亭。这位明朝末代皇帝临终时曾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至，他在遗诏中又是悔恨自己，又是怪罪群臣，凄凄惨惨地写道：“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然而起义军进京后好景不长。4月，明王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入关，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迎敌，因战斗失利，退出北京，败走西安，5月，清兵入京。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李自成自崇祯2年在金县杀官吏起事，十六七年间历经危难，他都坚持下来了，并且几乎成就了他大顺朝统治的伟业。而进京就短短40天后，他却败走西安，次年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而牺牲。他功败垂成，大事毁于一旦。
公元1644年，是干支排序甲申年。郭沫若于1944年3月10日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其文称这是明末农民革命的“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悲剧的意义尤为深刻”。
《甲申三百年祭》从史学角度分析叙述了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事业的失败，分析了崇祯、李自成这两个悲剧人物。说到崇祯，郭老在文中称“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指责的。崇祯帝可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甚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忠绝少。’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初继位也曾经“当机独断”，除去魏忠贤与客氏，但一转眼就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下《罪已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内部腐败不堪，加上旱灾、蝗灾等天灾，自然是加速了百姓造反、明朝灭亡的进程。据史料记载，连年灾害，使得人吃树皮、吃土块石头，到后来人吃人。对这样的灾害，崇祯虽然多次亲率百官祁雨，自己也减膳、撤乐，但就是不听“搜括臣宰助晌”的建议。正如郭老所云：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已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晌，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已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量，而叫皇库出钱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像开玩笑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就这样，崇祯在位十七年后，明朝灭亡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就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说爱民而又不动真的，说整治吏治而又“轻信妄断”，最后成为“孤家寡人”的下场。
说到李自成的悲剧，郭老在文中指出，起义军首领们进京后，“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中去了”，“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已经太平了一样”。从3月19日到4月29日，李自成等进京这40天里，牛金星大摆起丞相架子，“玉带蓝袍圆领，往来释客”，忙于筹备登基大典；一品将军刘宗敏则终日拶挟降官，搜刮赃款，此其一也。其二，几十万大军全屯于京城，抢掠民财，尽情享乐，甚之秋毫无犯的军规都被一一置于脑后，忘得一干二净，而对近在肘腋，严阵以待的大敌，则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仅派出几千兵士去山海关镇守，可谓麻痹轻敌到了极致。其三，李自成捉到吴襄，命他给儿子吴三桂写投降信，而刘宗敏却对吴襄绑票，抄家，还掠走了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这样，终至把尚在踌躇观望的吴三桂逼反了，引发了形势急转直下的变异。
据一些史料记载，李自成自律还是严格的，连明史也称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进京时“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还说在京殿是“戴尖顶毡帽，蓝布上马衣”。但义军首领们进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李自成当然不能辞其咎，更加致命的是，他全然没有去管束他的左膀右臂，牛金星、刘宗敏等到辈的胡作非为，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大膨胀，竟毫无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这也就无怪乎大堤决溃而无所措了。
李自成的悲剧还在于胜利之后他就听不进逆耳之言了，却偏信负恩卖友牛金星的谗言，杀了能进谏忠言的制将军李岩，重蹈了封建王朝开国之君戮杀功臣的错误。李岩，河南杞县举人，是一个被称为“有文武才”、“好施尚义”的知识分子，崇祯13年他参加义军。李入伙后，劝李自成“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他扶助李自成搞宣传，收民心等方面是多有建树，立了大功。不幸的是，进京后李自成对李岩的进谏就“毫不介意了”。他那曾是“能纳人善言”、“凡事皆众共谋之”的作风也不见了。就在牛金星、刘宗敏等昏昏然陶醉于胜利锣声中之时，李岩曾进谏4件事，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就有严肃军纪和招抚吴三桂父子这两项重要建议。这原来是一服良药和清醒剂，但李自成的态度却是“自成见疏，不甚喜”，即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终至铸成无可挽救的大错。
“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甲申时至今年，已经360年矣，世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历史是一面镜子，一部教科书，永远值得借鉴。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做《学习和时局》的演讲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最近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去年，胡锦涛同志要求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今年温总理又重提《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不要犯胜利了就骄傲、就腐化的错误。老老实实地向历史学习，能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多些智谋，少走些弯路。今天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我觉得至少有以下5点启示。
1、不要犯胜利了就骄傲自满，昏昏然，纷纷然，头脑不清醒的错误。2、不要犯胜利了就贪图享乐，生活腐化，最后导致腐败，失败的错误。3、不要犯逆境时还听得进忠诚之言，逆耳之言，胜利了就自高自大，听不进逆耳忠言的错误。4、不要犯胜利了就认为大功告成，小成即满，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导致功亏一篑的错误。5、说到底步是不要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
【篇四：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前天晚上读完了15页的《甲申三百年祭》。
比较佩服郭沫若的史料考证功底，同样是对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从发加到最后的破败，切入口径非常小，但是始终觉得他的题目有些漠漠然过于宏大。三百年来，那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到1944年为止，中间的大事件真的不少呢，比如两次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然后是国民大革命，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等等。
当时的背景是：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连载4天。
当时，抗日战争已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全力以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为建立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迎接胜利，推动斗争，郭沫若在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的时候，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原因、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我刚说到对他治学态度的高度评价的确做到了严谨客观和实施求事，文中好几处他自己都承认由于史料和想干资料的匮乏短缺，对于某事他不能做出判断。相比那些信口胡诌的文人而言真的青春可爱了不少。
但是对于李自成，似乎作者的立场是以褒扬为主，很多次通过整顿军纪，和大家一起共商国事要情，并且从不沉迷酒色，等等显示出李自成这样一个农民领袖的英明气节，不断地擦去他的污点，我觉得有些爱屋及乌，甚至爱屋不见乌了，辩证法运用的不是很到位。
于是，也能看出来《甲申三百年祭》，的政治目的是很明确的。在抗日的紧要关头，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大无畏的像李自成那样的视死如归，勇赴沙场，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质来鼓舞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共赴国难。所以在文章中李自成就成了一个和士兵同吃同睡，酒色不近的苦行僧似的英雄领袖。
当然中间，我最喜欢的就是中间的一些生动的详细的描写，比如战争灾荒之后，甘肃陕西一代人们的水深火热的生活，以及百姓对农民军的如痴如醉，夸大化的信仰。到底李自成如何能调动天下穷苦百姓，其实也是在为抗日战争做总结和感悟，全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胜的关键与法宝。
君舟民水，人们是一种力量，看来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就在于，谁能发现并发动人民。
【篇五：《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农民起义作为历史的一角，应该也占了那么一个地位吧！不管“农民”这个词用得准确不准确，因为凡是农民的领头人，辅佐他的往往是有过很好教育出身的人物，更可能是来自封建社会内部大族的子孙或者当权者本人。所以农民起义，我一直觉得这个提法有点不合理。只多它是冠了个农民头头的名，而历史就这样叫了。不过这只是我的一种感觉。在我看来，农民即使有反抗的心，往往也没有反抗的能力，这主要是说反抗的成功需要一个强大的上层领导组织。或者说这么一个革命的过程中农民本身不可能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虽然扭转乾坤是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因为这关系到革命的走向问题，而他们本身是缺少这种智慧的。他们自身的缺陷使得这个起义不可能形成农民的上层领导，而农民就象一首元曲写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样，永远只能充当个工具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农民中有杰出者，有很多更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但若从整体说，农民这个阶层确实说不上可以上升为一个高层的阶级。不管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
亡国者崇祯皇帝
对明代历史具体了解不是很多，只是知道朱元璋把皇位让给孙子后，他就马上为巩固自己的皇位而下了不少工夫。而最终也导致他的哪个皇叔起而代之了。看样子年少气盛，确实还是有其局限性，至少沉不住气吧！而想想康熙大帝，也会若有所思，他也是一开始就算个傀儡皇帝吧，不知道是不是孝庄太后起了很好的镇力作用，一直等到时机成熟才做了很多破釜沉舟的事，而一举就成功了。所以从此处也许可以得出做大事不易，需要一年一年的忍耐和等待，更需要自己有一双审时度势的慧眼。更让人不解的是，崇祯皇帝竟然是那么喜欢下《罪己诏》的人，口出无信，怎么为君王呢？而堂堂一国之君，却视为常事，不得不叫人感慨啊！而且还要把样子做足。这样的皇帝除了自欺，难道还想博得个明君的称号吗？还想让人们在史书上记载他如西汉景帝一样，率先节俭吗？只是这样的人也有光辉的时候，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但一转眼间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三国演义》中有：与臣要用而不疑，疑而不用。难道作为一国之君，也最基本的历史书都没读过吗？应该不至于此吧。所以想想也是，这个皇帝太小心眼了，权利舍不得放，放到谁那都不放心，而最终又不得不放个名义下去，终究怕名义和实权挂上钩，所以就导致朝三暮四了，轻信妄断了。王者风范由此可见荡然无存了。正如《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一样，终究狭量一个！
而更要命的是，明朝经过内部的大打出手，早已经需要整待了，而边患也在箭步升级，加上天时不利，真可谓“屋漏偏逢下雨”，可这时的崇祯帝却还把眼光局限朝廷内部。中国的历史历来有那么一个事实，当一个国家处于动乱的时期，那些居上位的人往往是在防范与自己权利相当的人，哪怕民族敌人再强大，再把你的国家糟蹋到一定的程度，他绝对不会想到联合同胞，一起对外。这在清朝慈嬉那个年代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了。当时太平天国的起义，使朝廷诚惶诚恐，可是那时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却似乎不在心上。那个掌握大权的一国之后更是乐得割让江山以求一己之安。近代的就不说了，这也是触犯政治的事情。他们往往认为只要把自己的“对手”压住了，就可以永远安乐地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对看的见的威胁常常是当机力断，而对看不见的隐患，往往是如此轻视，以至于最后怎么亡了国都不知道。这也许就是柏杨所说的中国的人性里有一点很恶劣的品质就是“窝里斗”。而隐患的胀大自然有一个过程，就如崇祯帝时代吧，也经过了那么几年，而崇祯帝竟然没有一点很强的意识。这也足可以证明他们是怎么爱民的，是怎么关心国家大事的？看到那么多民饥的奏则，难道就能够视而不见吗？我相信朝廷也不全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就象那个武生李琎一样，敢于为民请命，只可惜他碰到的是一个根本无心救民的皇帝，也算是白白糟蹋了一番心吧！皇帝自身的自私，促成了多少生命的死亡，这是杀人不见血的悲剧，而他也许永远不会这么想，就如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个皇帝在他的臣下请求他赈灾时，他问道百姓没饭吃不会去吃肉吗？（大概是这样的吧，我记不得了）真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而更让人感到气愤的是他还要来几个《罪己诏》，以期博个“要誉”。这样的人真该……
好象是鲁迅说的吧，中国人是做惯了奴隶的，而反抗的时候往往是做奴隶而不得的时候。这种对自我权利意识的漠视，一直就是国民性中最深刻的恶根。直到今天，这也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流寇的产生，强盗的盛行，也许就在情理之中了。中国的老百姓终究也要活命，当这种“活命”的要求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时，就必然成为一股势力，而一个领导人就可以因这么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的要求而号令群雄！但有时想想，如果当地的地方官能够团结一致的话，把尚未燃烧的的势头压下去，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组织了。终究是上梁不正下梁弯，朝廷上下一起鱼肉百姓，出了事就你推我让，最后也就听之任之了。这可以用大脑想想就不难得出。一个正规军与一个游民较量，谁赢谁输还用想吗？要想到如果今天哪个地方闹个“民反”，不用说马上就会被粉碎。现在国家一个领导一个代表，一个领导一个和谐社会，不知道下次还要叫什么口号了，而真难为了我们这些必须考政治的人，只希望这不是一句只有声音没有下文的空言！不管做什么，不去做，做表面工作有什么用呢？最终能落到实处才能算数吧！关于这个崇祯皇帝就说这么多了，我也不知道他，知道多了，可能会把他批个见血，在其位不谋其政，真该………………
李自成，想评判他不容易
关于农民起义的领导者，这么多年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曾记得鲁迅写了一篇《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半？》（？）的文章，那时就很容易的问自己，如果项羽在与刘邦争天下的时候，那个鸿门宴摆得成功了，那天下又将如何？看看历史书很容易得出项羽有妇人之仁，但也有他最致命的弱点：听不进意见，应该是比较的刚愎自用吧，还有他不善于接纳人才。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人才的话这个国家迟早要走向死亡。一群乌合之众是统治不好一个国家的。范增的死也是值得思考的，为了辅佐项羽夺得天下，可谓是尽心竭力，最后还是落得个被遣路上死！不可否认，项羽确实有他过人的地方，“力拔山兮气盖雄”的人也许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只是他不适合做皇帝罢了！而历史的选择终究是公平的！
关于《太平天国》我看的是小说，可能真实性要打上很大的折扣，但应该也有它值得借鉴的地方吧！在南京定都之后，那些大王就露出他们的本性来了，贪图享受，摆阔气，大兴土木，好象天下已经太平一样，而天下也是他们的天下一样，迫不及待的想享受果实了。然后就搞窝里斗。互相猜忌，互相出阴招，争权夺力。说实话，一般农民领导上升为统治阶层，很少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因为眼前的顺利足以蒙蔽他们的眼睛。而这个时候，总是知识分子站起来，想力挽狂澜，但往往是有心力不足。更可能的是最后落个身死含怨。
李自成作为一个“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的人。《明史》称赞他"善攻"，想来也确实有他过人的地方，加上他很懂得以身作则，军法严格，礼贤下士，与民同甘共苦，这自然是赢的人心的好品质。特别是他进入京城之后，还是粗服，并且对明朝的“遗臣”也采取了宽大的待遇。就更使人对他生起好感来了，至少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贪图自身的享受吧！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这本是历史的重演，所以说李岩在当时看到这个现象是会有担心的！作为左膀右臂的牛金星，刘宗敏，在得势之后马上显露出他们本身的恶劣的一面来，这也不得不深思。至少说明了李自成一开始就没有想到过要做思想工作，也许压根就没料到这一层，毕竟太迅速了，迅速的来不及回味就做了皇帝。但也可能是李自成本身就没有能力想到这一层。毕竟他在谋略上说不上是个英雄吧！
友好的交情一碰到政治就不再是善意的了。利益相关的当头，友情的地位是要退居其次的。牛金星阴告李岩这样的事情，想来也是历史上有过的。但李自成还是急匆匆的把李岩给解决了，不顾当时急需用人之境。终究是怕被人取而代之，这不能不说是李自成的局限性。他怎么可能看到李岩的一片忠心呢？毕竟那是政治，而又关系自身的命运，只要一个煽动心自然就会被挑拨起来。也许牛金星也不应该担全责。不知道为什么郭老要为李自成开脱罪名呢？难道也是因为政治吗？而在我看来，这场悲剧不仅仅是牛金星和刘宗敏的错，而是错在李自成个人的领导才能不够，个人的驾御人才的智慧不够。他本是很好的人，也算是很民主的人，郭老写到他“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这足以看出他本身的优秀的方面来。而他对于进入京城后怎么管制部下却似乎不够的…………以致出现牛金星，刘宗敏的“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不得不同情李自成，但又不得不正视这个现实，终究不得不为李自成惋惜！
李岩，清醒何用
李岩作为前朝的封建家庭（？）出身，可以说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吧（找不到很好的词来描述，暂用之）因为他是举人出身，而史书称他有文武才。他在投入李自成手下时，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宣传，郭老说他“但他对于宣传工作做得特别高妙，把军事与人民打成了一片，却是有笔共书的”，所以有那么一段可以做证“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又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这样的句子到今天我们都还熟悉着，可想这确实是宣传的工作做到了妙处。也可见李岩有他的过人之处，特别是在进入京城之后，李岩能够即使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而且其中有一段写到他拷打为富不仁之徒的行为。这也可看出他确实是在为国为民做事情吧。一个这样的人，他应该明白太出风头是很容易惹祸上身的。但明知危害而有所为，这就不得不叫人佩服了。
“李岩上疏谏贼四事，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井不行。"或许是因为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而说。刘非刑官，而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白，虽然为整顿军纪——"杀人无虚日"，而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特别是他绑吴襄而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这就是君臣之间的裂痕开始的征兆吧。而在这我也就不大明白了，为什么李自成不行呢？自古以来要君爱民，体恤民情，确实太难为那些人了。孟子那个时代，那么多君王，听他讲政就是不行他的政道，也可说是历史渊源了吧。而孟子却没有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哪怕它终究是一场空。这也可说是真正爱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的痴吧！
我常常想，有治国之才的人往往不得其用，而且也并不是他们不愿有所作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能够适可而止，明智全身而退。张良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深谙人性，也深谙政治，所以在帮刘邦打下天下之后，就云游去了。要能够弃功名与身外，恐怕非常人所能。而韩信这个人的悲剧就值得作点思考了。他终究是因怀了对刘邦的美好的期望而落得个不得好死。毕竟他曾经也有自立为王的机会，却因一时之糊涂而放弃了自立江山的大好时机。而关于李岩，所记载的仅仅是一些外在的成就，关于他本人只有一段和宋献策的对话，从中也可看出他们对当时取士之弊的深刻认识。我想如果李岩能够有所为的话，他是一定会改革这样的弊制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李岩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有心为国家做事，而且有能力为国家做事。近来我常想，一个人仅仅有善良的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或许才能获得一种能力，才能以此真正施惠于民。就如我们写文章一样吧，心中所想往往很难准确的化为手中之文字。而要达到这个“化”就必须经过一定的训练和努力才可能成就。一个善人，不仅仅要有高贵的心灵，更要要求自己获得一种能力，不仅仅是自救，更是救人。而一旦这种能力不够，就会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看着悲剧下去却无能为力，这种痛该有多深啊！所以我更愿意把李自成的失败归结于他自身，毕竟统领一个国家，不是有善为的心就够的，还要有那样的能力。真希望象李岩这样的人不要再被国家所抛弃，因为有心有所为而又有能力而为之的人实在太少了。这不是李自成希望的错误，但确实是他不得不犯的错误。也许让给历史来负更为合理吧！
其实我对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作用很感兴趣，以后打算多看这方面的书，关于李岩了解更多后会再思考他的！
【篇六：《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今年少有的几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之一，就是多读了些书，由此长了些见识，并趁机好好反思和剖析了自己以往的行为举止。
幸好，书，都是好书；人，勉强还算好人。
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虽未成书，但也是历经“义理、考据、辞章”，尽可能地推断和还原了历史真相。逐字逐句地读完，一点一滴地凝结成肤浅的感想。
其一，先有乱世，然后有英雄。
明朝末年，朝廷内宦官当道、腐败不堪，边疆局势危机四伏、时常纷扰，又赶上连年天灾、田荒人废。明怀宗崇祯皇帝自知大势已去，拟定《罪已诏》云：“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随后是大段大段的自责和反省，说什么“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厥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虽然剀切诚挚，可惜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在这种情况下，各处“饥民”、“土寇”自然“不得不反”，揭竿而起，以求生存。
纵观华夏历史，各朝后期多有农民起义：先有陈胜、吴广，后有王仙芝、黄巢，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时至明末，则出了李自成和张献忠。
其二，英雄非一日炼成，无不历经苦难磨砺。
《甲申三百年祭》寥寥万字，信息量却大得很，除了说闯王攻下京城是靠得左膀右臂之外，还提到了他的磨难历程。他少年丧父、青年失业，又遭妻子背叛，还遇牢狱之灾；举事后常遭败绩，多次逃匿山中；最后若干次的入关作战也是起起伏伏间求的大难不死，才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若不是历经了磨难，几乎被置之死地，李自成又怎能崛地而起？若不是饱受过饥寒，甚至断了粮草，他哪里想得到用“均田免赋”笼络人心？
其三，天佑善人。
明史演义里介绍闯王时，多以“勤俭”、“仁爱”、“礼贤下士”美化他，而在提及张献忠时，却尽是一个莽夫的形象：“献忠指天诟詈道：‘我要杀人，与你何干！’”还说“献忠更屠戮人民，惨酷尤甚。男子无论老幼，一概开刀，甚且剥皮醢酱。所掠妇女，概令裸体供淫，且纵兵士轮奸，奸毕杀死。”最终虽然成了王，也落得个“中箭而死”的下场（据传闯王兵败后神秘消失，或许也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
孔子曾教育弟子“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君子应该“恩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在郭沫若先生的考据下，闯王的失败也是因为太过信赖手下的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纵容他们入关后飞扬跋扈、贪图享乐，很快丢掉了信仰和危机感，不久便惨败而散；兵败逃离之时，李自成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于是，闯王也没成为真正的“善人”，未得“天佑”。
甲申前后，有王朝崩塌，也有英雄发迹；有礼崩乐坏，也有人心所向；有奸臣四散而逃，也有兄弟惺惺相惜。
可见，越是乱世，越会有英雄；越是乱世，越该及时思考，审时度势，重立规矩；越是乱世，也越是检验人、鼓舞人、团结人、引导人的好时候。
管他是什么年。
【篇七：《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作文1000字】
郭沫若在1944年的时候写过《甲申三百年祭》，主要总结了同是甲申年的1644年，两个王朝相继灭亡的历史教训。一个当然是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另外一个则是只撑了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根据郭沫若的立场和当时两党之间的形势，郭沫若的着力点显然是只有短短四十多天的大顺朝。因为国民党自然而然地对号入座到明王朝的椅子上去了。
对此文的评价，有说引起轰动的，有说大失水准的。对于这个，我不好评价。毕竟人家是大家，只是人格上差那么一点点，学问上应该还是有不少干货的。引起我兴趣的是文中对崇祯皇帝的一些评价：“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一位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皇家究竟不愧是最大的富家，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然而毕竟是叫文臣做文章容易，而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又好象有意开玩笑的一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皮。“……文中明确指出，崇祯皇帝很爱下罪己诏，也就是作自我批评。时不时还减少一下伙食来表示自己尽力了。这个不免让人联想到后世的一些政客（当然不是中国的，中国怎么会有这样爱作秀的政客呢），动不动穿个破棉袄，掉掉眼泪。实质性的行动则基本没有。文中还提到一个数字，这位靠减膳撤乐表示节省的皇帝，其皇库中积压未用的银两居然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天文数字！看来政客脾性古今如此，不过现在进步了，如果崇祯皇帝活在现在，还有好消息，那就是不用动不动自己下罪己诏了，那样毕竟还是丢脸，也不用自己减膳了。这些事情，都交给内阁首辅去办好了。
【篇八：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60年前同是甲申年的1944年3月，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名著虽然已经发表60年了，而且当时与现在的国情也不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今天，重学郭沫若同志这篇大作，深受教育和启发。
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通过纪念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并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成立大顺朝政权后，由于首领腐化并发生内部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和教训。
公元一六四四年的甲申年，是明朝灭亡之年。历史上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明王朝，由于是反人民的地主阶级封建统治，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摆脱不了由强盛─衰落─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明崇祯帝虽然不是一个完全昏庸无能、而是“很想有为”的执政者，但由于明朝统治至他执政的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已经很衰落。加上他用人不当，依赖宦官，听信奸佞，处理国家事务政令朝三暮四，轻信妄断，政治已腐败不堪。又年年遍地都灾害严重，灾民得不到官府的救济，民不聊生，以李自成领导的太平军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内扰又外患，清兵大肆入侵，“东北的边患已养成”，政局岌岌可危。在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之下，明末代皇帝祯在北京煤山自吊身亡，宣告明王朝的灭亡。明朝灭亡的教训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李自成率领的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揭竿起义时，高举“分田地、均贫富”代表农民利益的旗帜，得到广大农民和灾民的拥护，取得了推翻明王朝的统治、成立大顺王朝的胜利。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主政之初，“很能纳人善言”，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推行民主政治。但他后来犯了与崇祯同样的错误，用人不当，轻信妄断。不采纳李岩的谏言，以高爵厚禄使吴三桂归顺。在防吴三桂叛变和清兵侵袭战略上，又调兵遣将不当，导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危及大顺朝的政权。同时，政纪军纪不严，政权逐渐腐败，以牛金星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官权贵，忘记了代表农民利益而取得胜利之道，不关心人民疾苦，巧取毫夺，欺压百姓，过着腐化糜烂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导致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最终走向失败。“闯王”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政权腐败，失去民心。
因政权腐败、失去民心而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在古今中外史上并不少见。在世界现代史上，苏共的解散（亡党）和苏联的解体（亡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史实。
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苏共的前身），代表俄罗斯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士兵的支持、参与下，发动举世闻名的“十月革命”，不到一年时间就推翻了沙俄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逝世后，从斯大林专制时代开始，苏共历届领导集团逐步成了特权阶层。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个人专制和官僚集团统治，严重损害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任人惟亲、提拔亲信、排斥异已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各级领导层，领导无能、治国无方，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在生活上，苏共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与民众的差别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领导集团越来越脱离群众，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损害人民利益的官僚特权阶层。后期又与美国搞军备竞赛，并派兵入侵阿富汗打了整整10年而得不到丝毫利益的不义战争，使苏联经济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使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随着人民群众积怨和不满的不断加深，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严重脱离群众，攫取了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以及腐败严重，占有了巨额财富而失去民心。
从新中国成立近55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是牢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会犯崇祯、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以来，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深刻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密切联系群众问题和反腐败斗争问题。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紧密关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执政为民的权力观，克服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挫折，拨乱反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丰硕成果，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得出的结论和经验教训。政权腐败必定会失民心，进而失天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的真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三代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本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问题。
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同志《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学习这篇著名史论，并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同志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老人家这席话真是语重心长，代表党中央对密切联系群众和反腐败斗争下定了决心和信心。
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江泽民同志反复指出：“我们党对反腐败问题，一直是重视的。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是我们的重要方针。”、“实践证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进行反腐败斗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实践也证明，中央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决策是正确的。”、“党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已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和治国的重要方略，分别载入党章和宪法。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就到西柏坡学习考察，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多次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各级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绝不脱离群众，绝不贪图安逸，绝不以权谋私。”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号召全党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继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切实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党中央近期先后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使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进一步完善。在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上，党中央一贯是动真格，对各种腐败分子决不心慈手软，严肃查处，自建国以来，先后惩办了刘青山、张子善、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贫官污吏，纯洁了干部队伍，振奋了党心民心，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加强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深入、持久、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有效地避免了我党犯上李自成和苏共同样的错误。但这不等于我党的党风问题、党同群众联系问题已彻底解决、大功告成，中国共产党已经绝对不会亡党、亡国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受国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影响，腐败现象的滋生源广泛存在，有些腐败现象尚未得到有效地遏制，有些领域的腐败问题还相当严重（如金融、建筑、交通等领域），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复杂、艰巨。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不懈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每个劳动者尤其是党员、干部都应该从我做起，在本职岗位上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成绩面前要戒骄戒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牢固树立“腐败不除，党心民心不稳，国无宁日”的观念，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前进。我坚信，在高度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党学说和执政理念、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通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继巩固和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不断巩固和发展由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江山万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