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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大学听的第一场大型讲座，是在复旦四号楼的阶梯教室，因为到得迟了，教室里满满当当都是人，我只能挂在铁架窗台上，把脖子拼命往里伸。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存在主义刚刚如同幽灵般地袭入激变中的中国。 
　　一位哲学系的青年讲师站在台上，他大声说：上帝死了。 
　　如今想来，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大抵是在那个秋夜。我不再隶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组织或机构，我是一个属于自己的读书人。 
　　“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这句诗也是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到的，不记得是哪本书了，但是过目即不忘，耿耿于怀。当时就想，中国书生的千年局促与荒诞就在这14个字里了，我们这一辈应该学习做一个“没有君王的书生”。 
　　在大学这样的“真空状态”下，当一个思想自由的读书人似乎是容易的，你对社会无所求，社会于你亦无所扰。可是出了校门，后来的20多年，却是一天接一天的不容易。 

　　大学毕业是在1990年。这个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1992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在南方找到销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了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300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一位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台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竖在茶几上，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看见此物——在当年它相当于高级公务员10年的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明年的工作目标。轮到我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5000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处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立足于财富的自由。 
　　20世纪90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须寻租、无须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并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2003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13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4A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三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1%实在不能让出来”。 
　　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1%就是自由的边疆。 
　　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 
　　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