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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而降的母亲

时间:2015-10-11 来源:阅来网

 习惯了和母亲告别,每一次,我们母子二人分开时,谁也不回头再看一眼。我也不是刻意狠起心肠,只是习惯了告别。 
  许多年以前,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她:“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这个问题在我30岁之后,就再没有任何想问的念头了。小时候不懂大人的世界什么样,等自己成了大人,那些小小的问题,还需要再问吗? 
  童年时刻骨的伤痕,有一部分来自母亲。有一次需要交学费,我在一个水塘边跟她要钱,不敢看她,仿佛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她说“没有”,我一直盯着那片池塘里绿色的水纹,觉得世界坍塌,时间停止,万念俱灰。 
  母亲走了又回,回了又走。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说不会再走了,她在院子里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一次我不会再走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表情却平淡,最多说一个“好”字。当她第三次从她改嫁的那户人家回来的时候,被挡在了紧锁的门外。那天下了大雨,她跪在满是泥水的地上哭。 
  以为她不会再离开我们,但几个月之后,她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从此不再相信她。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苦衷——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在一个不但贫穷而且不讲理的大家庭里,想要有尊严地活,是多么艰难的事。 
  我以为自己是恨过她的,但根本就没有。对别人都不会有,何况对她。在我那奇怪的童年,脑海里被混沌与奇思异想充斥着,没有恨意成长的空间。当然也没有爱,不知道爱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活得像棵植物。 
  在我漫长的少年时代,与母亲再无联系。10多年的时间,她音讯皆无。她是怎么过的,我不知道。中学时,有同学问到我父亲、母亲,我通常选择不回答,如果非要回答的话,我就会淡淡地说一句:“都不在了。”那时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相隔30多公里,但这段路程,足以用空茫来形容,我和她之间,大雾弥漫,我不找她,她也不找我。 
  我盼望母亲突然来看我,像小说或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她穿着朴素的衣服,带着吃的,敲开教室的门,而我在同学的注视下羞惭地走出去,接过她带来的食物,再轻声地赶她走。在我脑海里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每逢有别的家长敲门的时候,我总觉得会是她。 
  直到我20岁那年,在县城里,我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母亲仿佛专为此事而来,她笑着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在得到我的答案之后,她给我买了一辆昂贵的变速自行车。那段时间,我经常骑着那辆自行车在街道上飞奔,经常把那辆自行车擦得锃亮,经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富有的人。 
  慢慢地,我明白了母亲并不是一点儿也没关注过我。每年我去她住的那个村庄给我父亲上坟的时候,她都会躲得远远的,在某一个角落里看我一眼。而我不知道她在那里,或者,就算知道,也装作不知道。 
  23岁那年,我结婚。有人问我,愿不愿意让我妈妈过来。“让啊,当然让。”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家庭话语权的我,开始做一些关于自己的决定:儿子结婚,母亲怎么可以不在场!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母亲像个慌里慌张的孩子。她包着头巾,衣着俭朴,略显苍老。我喉咙干涩地喊了声许久没喊过的“娘”,妻子则按城里人的叫法喊了声“妈”。母亲显得紧张又扭捏,想答应,但最终那声“哎”没能完整地说出来。 
  婚礼前一晚的家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院子里、大门外的宴席上,吃得热闹非凡。母亲怎么也不肯上桌,任凭几个婶子死拉硬扯,她还是坚持等大家吃完了,在收拾的时候,躲在厨房里随便吃几口。婚礼那天拜堂,司仪在喊“二拜高堂”的时候,却找不到母亲了。 
  客人散去,三婶告诉我母亲在楼上哭。我上楼去看她,她立刻停止了哭泣,像个没事人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么多年,她仿佛从没关心过我,我也从未关心过她,这么多年的时光,我们都是怎么过来的? 
  妻子跟我说:“有你妈在真好,别让她走了。”我说:“好。”但在母亲面前,我怎么也说不出口。 
  25岁那年,我拖家带口漂到北京,妻子背着我给母亲打电话,说让她帮忙带几个月孩子,还承诺,只要她把孙子带大,以后就一定会像对待亲妈那样,对她好,为她养老。母亲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团聚。 
  那段日子很苦,母亲跟着我们在暂住的村子里搬来搬去,但是大家都很开心。母亲教育孩子还是用农村的那套老办法,把她不到一岁的孙子宠得不像话。我常奚落她:“别把我儿子宠坏了!” 
  “小男孩哪有不调皮的?越调皮越聪明。”母亲总是坚持己见。 
  儿子学会了叫爸爸、拍手、再见、飞吻等活儿,自然叫得最熟练、最亲切的是“奶奶”。每到此时,她都异常高兴,从来没见她这么开心过。她有很多民谣,如:“宝宝要睡觉喽,奶奶要筛稻喽。”几乎每一首都和奶奶有关。 
  有一次妻子略带讽刺地跟我说:“瞧你,在你妈面前还撒娇呢。”“有吗?”“有。”“不可能。”“真的有,别不承认。”我仔细回想了以后,还是不承认有。也许只是觉得生活有趣,显得过于乐观了一点而已。 
  这次是真的以为母亲会永远陪着我们了,但又一次的分别摆在面前——母亲在她的村庄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要走的前几天,她一遍遍和孙子玩“再见”的游戏。等到孙子睡着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沉思着,一会儿想想,一会儿笑笑,在我看来,她又成了一个陌生的母亲。 
  母亲坐上出租车,脸上恢复了那种严肃的表情。她不看我,话也不多,无非是说少和媳妇吵架,少喝酒,多带儿子玩之类的。我尽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这是一位从天而降的母亲,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母亲,我已没法,也不能再要求她什么。 
  又是漫长的十几年过去。时间过得太快,我忙着生活,忙着追名逐利。每年能够见到母亲,就是春节期间。我带着两个孩子,按惯例去给他们的爷爷上坟。母亲会过来,在堂弟家门口,看看她的孙子和孙女。当年她带过一段时间的孙子,如今已长成一个1.75米的大块头。在那短暂的半个多小时里,妻子、孩子与我的母亲,像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那样,平静又愉快地说着话,笑着,拍打肩膀,拥抱,再不舍地告别。我在远一些的地方看着,并不凑上前去。还是不知道该和母亲说点什么,也许什么都不用说了吧。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从乡村回县城的时候,母亲与我们同行。我开车开得有些快,母亲晕车,半路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母亲蹲在路边呕吐,我在司机位上透过窗户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内心翻江倒海,那个久远的问题又飘回了心头:母亲,为何我们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下车来到母亲背后,默默地给她捶着背,开始无声地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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