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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鲁迅历来主张直面人生，反对瞒和骗，但闭了眼睛不顾现实的阿Q精神却一直幽灵不散，它在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和阿甘的同名电影中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呈现。

　　关键词：《高兴》 励志小说 娱乐电影 直面人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在媒体发达的现代社会，许多作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受到导演的宠幸。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美其名曰“触电”，而由著名作家的小说作底本，改编的电影也会更有深度。电影促进了小说的发行，原著提升了电影的深度，这就是媒体和作家的双赢。2007年，贾平凹的小说《高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9年，阿甘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作为贺岁片上映，电影的热播提高了小说的名气，很多人是看了电影后又去读小说的，但电影并没有因为有著名作家的原著做奠基而获得意义的提升。小说《高兴》和电影《高兴》都引起了一些争议，许多人认为贾平凹的《高兴》是以农民工的悲苦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而阿甘的《高兴》是一部快乐的电影、一部幸福的电影;贾平凹的小说《高兴》是一部关于底层生存的忧思录，而阿甘的电影《高兴》则是一部值得称道的歌舞贺岁大戏，应该说两者的差距是明显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了阿甘改编贾平凹小说的兴趣?两者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因素?目前人们对电影《高兴》的改编、创造多有论及，而对两者之间共同的局限则关注甚少，这是下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一 励志与批判的抵牾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一)中说，他最初要“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觉得我就满足了”。但写作过程并不顺利，他“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我越写越写不下去了，到底是将十万字毁之一炬”。后来，一位拾破烂的朋友的一句话“我叫刘高兴呀，咋能不高兴!”触动了他，“得不到高兴而仍高兴着，这是什么人呢?但就这一句话，我突然地觉得我的思维该怎么改变了，我的小说该怎么去写了。……这部小说就只写刘高兴，可以说他是拾破烂人中的另类，而他也正是拾破烂人中的典型，他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着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我重新写作。原来的书稿名字是《城市生活》，现在改成了《高兴》。原来是沿袭着《秦腔》的那种写法，写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现在只写刘高兴和他的两三个同伴。”在另外的场合，贾平凹又说：“让读者了解一个农村人到城市安身立命的奋斗历程是我创作的初衷，这是一部励志小说，我希望无论是城里的年轻人还是农村的年轻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能通过勤奋获得成功，最终能高兴的生活。我写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以荒诞的故事情节来取悦读者，人需要一种精神的支撑才能活着，而我所表达的这种精神就是小说中‘刘高兴’的精神。”

　　贾平凹原来把他的小说定位为“励志小说”，但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因为要按照励志小说来写，而且以十分投入的第一人称的方式表现刘高兴的故事，结果就造成《高兴》的批判性是不彻底的，对农民工的关怀是有限度的，作品的真实性也打了折扣，被代言的农民工并没有发出声音。贾平凹把刘高兴当成一个励志人物来写，竭力张扬他的“刘高兴精神”。刘高兴是拾破烂人的另类，但不是拾破烂人的典型，作者对他进行了美化，使他变成了一个文人化的农民或者是披着农民装束的知识分子。他有知识，懂文化，爱看报，会吹箫，皮肤白皙，穿着讲究，比城里人还像城里人。他聪明，有智慧，假装报社的记者帮翠花要回身份证，假装作家体验生活而保护五富不受饭店老板的欺负，甚至还假装领导教训不守规矩的市容队员。他自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比黄八、五富要高贵，他可以保护五富，可以教训黄八和石热闹。贾平凹把刘高兴看成“是这个时代新型农民群体的一个缩影，更是未来农民群体的一个缩影”。“我希望《高兴》成为某一个地域或群体的精神重建的反映。阳光总在风雨后，人类无论要经受多么大的苦难，最终还是期望美好的，所以，‘高兴’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底层人，无论经受过多少苦难，最终还是要高兴起来的。”但是需要警惕他赞同的刘高兴，不叫刘坚强。高兴不等于坚强，理想主义者是最脆弱的，而看透了现实的绝望主义者反而是最坚韧的。“越是活得苦难他越要享受着快乐”，“我叫刘高兴，为啥我不高兴。”刘高兴精神说白了就是盲目乐观、苟活主义、阿Q精神。他以吹箫、戴墨镜、用真皮钱夹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聊以自慰。他的肾移植到了老板韦达的身体里，他就觉得自己不再是刘哈娃，而成为西安的刘高兴，和韦达亲如兄弟，看到有钱和体面的韦达，刘高兴激动不已。他坐在出租车里，觉得自己是在检阅千军万马，竟然发出了“同志们好!首长好!”的喊声。他认为拾破烂是要靠运气的，你对身体的各个器官说几句鼓励的话，对架子车说点好话，一天都会有好的收获，想要什么就会来什么。所以贾平凹把刘高兴的故事写成励志小说注定是不成功的。

　　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表现底层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贾平凹既不能像左翼作家那样站在无产者的立场上，全力声讨剥削者和压迫者，更不能塑造充满怨恨和暴力色彩的革命新人形象，他也不愿像“五四”启蒙作家那样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全力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塑造麻木、愚昧、冷漠的被启蒙形象。贾平凹不能给农民工指出真正的出路，只能寄希望于农民工自身的“高兴”精神，只要好好努力，就会过上美好的生活。不批判黑暗和不公，只许诺空头支票，没有批判和仁爱做基础的“高兴精神”只能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对作品的另一主要人物孟夷纯以及她与刘高兴恋爱过程描写，作者也有许多美化。孟夷纯是美容美发店里的妓女，贾平凹把她塑造成一个单纯、善良、美丽的人物。她为报杀兄之仇而牺牲自己，作家甚至把她比作锁骨菩萨而让刘高兴为之神魂颠倒。刘高兴与孟夷纯的恋爱过程也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恋爱的翻版：崴脚、三轮车载大美女、买苹果、送高跟鞋等都是作家一厢情愿的浪漫想象。作品中的五富、黄八、杏胡、种猪、石热闹、翠花倒是更具有下层身份，但是贾平凹的描写重点不是他们。他们的种种苦难、辛酸被猎奇、噱头、黄色段子稀释了，底层群体困惑、迷茫、愤怒、挣扎的复杂精神世界没有得到体现。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一)中详细描写了他采访拾破烂群体的过程，这些记录是真实感人的，如果他能把采访结果写成一篇报告文学，它应该比现在的小说《高兴》更有价值。假如贾平凹按照最初的设想，写《城市生活》或《农民工生活》，怀着无限的仁爱精神描写农民工群体所遭受的苦难、屈辱，揭露、批判不公，倡导正义，而不是写励志小说《高兴》，那么它才会成为一份份沉甸甸的记录留给社会和未来。正是因为要写刘高兴的励志故事和“刘高兴精神”，所以作品中的苦难和辛酸被稀释了，批判和讽刺被忽略了，人文关怀和人道精神躲远了。李建军说“贾平凹的精神世界里有病怏怏的厌世，阴沉沉的恨世，轻飘飘的骂世与乐陶陶的遁世，唯独缺少深刻的思想与彻底的批判精神”，看来我们是要认真思考这句话。

　　二 娱乐对人道的消解

　　阿甘为什么要改编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他如是说：“我是贾平凹的忠实读者，2007年底在新华书店偶然看到了《高兴》这本书，小说里面有悲有喜，大事件上是悲剧色彩，里面的情绪却透着一种喜悦。很喜欢书里的那句话，‘一群人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我拿这种感觉来把握电影。”他给电影的定位是“一个快乐和幸福的电影”。他说：“其实不管哪个阶层，都有他们的一乐。没有哪个阶层是靠着每天苦哈哈、唉声叹气活下去。他们乐着呢，常常会为非常简单的事情乐一天。……他们有他们的快乐，这个电影就是发现他们的快乐。”为了发现农民工的快乐，阿甘在电影里加入了歌舞的元素，因为“没有什么比歌舞更能体现快乐的气氛”，破烂王歌词里唱到：“破烂王，破烂王，我们是快乐的破烂王，……没车没房没钱又咋样，高兴起来咱最张。”按摩歌词里唱到：“快乐开心是硬道理。”《欢乐颂》里唱到：“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为了发现农民工的快乐，阿甘让为哥复仇的妓女孟夷纯摇身一变成为读书上进的按摩女，把吹箫的刘高兴包装成造飞机的最牛农民工。刘高兴驾驶铁公鸡号飞机，载着得绝症的五富在西安城转了一圈，赚得5000元广告费，赎出了蒙冤的孟夷纯。五富死而复生，孟夷纯和刘高兴终成眷属。大团圆结局，观众自然会很开心。贾平凹说：“我不关心票房，但我关心观众的感受，只要观众高兴就好。”其实阿甘又何尝不是这种心理呢。在商业化的社会里，导演关心票房，要为投资人负责，为了让观众买票，自然得给观众快乐。单看电影院海报上的九张笑脸和两个大字高兴，观众自然会开心起来，但当我们知道电影是以拾破烂人的生活为素材之后，当我们了解了拾破烂人的艰辛和痛苦之后，我们还会笑吗?相反我们会感到那九张笑脸多么恐怖、多么邪恶，这笑脸里隐藏着阴谋诡计。阿甘发现的快乐不是拾破烂人的快乐，而是电影院里观众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建立在拾破烂人的痛苦之上的，是通过取笑底层人，以猎奇、噱头、搞笑的方式获得的。阿甘也承认“实际上他们确实过得不好”，但又不知所云的说“他们乐着呢”。既然他们“起得比鸡还早，吃得比猪还烂，干得比驴还多，过得比狗还贱”，那他们如何能高兴起来呢?娱乐电影只能是导演、演员和观众的高兴，而不是拾破烂人的高兴。《欢乐颂》里“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的歌词让我们明白电影《高兴》的最终效果就是化解苦难，消弭裂缝，掩盖污渍、粉饰现实。正像某位评论者所说：“观看影片当中，你的心慢慢柔和了，看到他们苦尽甘来、充满希望，你会揉弄着胸口，十指相扣，长出口气，流两滴真诚的泪，然后带点温馨的适意走出剧场，明天又可以常态地生活，心里还会想：其实他们也蛮幸福的嘛!于是编导者不经意间治愈了社会现实对我们普通人造成的怀疑症与抑郁症。”

　　贾平凹的《高兴》是一部假励志小说，阿甘的《高兴》是一部真娱乐电影，两者在创作宗旨上有一致的地方，即“励志”和高兴。但他们都没有看到自设的陷阱，高兴不等于坚强。励志小说一只脚踏进了陷阱，而娱乐电影则全身跳进了陷阱。

　　李新宇说：“无论怎样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都无法否认它对读者所发生的影响。既然文学能够影响人，而且文学也依靠这种影响而确立自己的价值，作家就应该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将对自己的读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学需要以自身所承载的责任在社会中定位。”所以作家需要清楚自己对人生的责任和对历史的担当。但是“我们有很多作家不懂得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时代多的是冒牌的作家。一个思想贫困的时代必然造就一些冒牌的作家”。一些作家由于思想的贫困，虽然抱着善良和美好的动机，但忽视了对陷阱的警惕，结果产生了与最初动机相反的不良效果。针对此，我愿说，我们需要鲁迅式的睁了眼看的坚韧，而不需要阿Q式的闭了眼的高兴。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2] 殷谦：《贾平凹解读〈高兴〉山寨是新时代文化的崛起》，粉丝网，2009年3月12日。

　　[3] 李建军、苍狼：《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4] 阿甘：《贾平凹不看〈高兴〉的剧本》，《甲壳虫》，2009年第3期。

　　[5] 阿甘：《〈高兴〉的娱乐表达》，《大众电影》，2009年第1期。

　　[6] 张先飞：《超越现实的南柯梦——从电影〈高兴〉的四个关键词说起》，《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4期。

　　[7] 李新宇：《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于宁志，男，1976—，江苏沛县人，南开大学文学院2009级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