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行军
1942年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行军的路面有20英尺(6.1米)宽，整个路面已经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硌脚的细沙、碎石子。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觉得痛苦，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日本兵强迫我们这些虚弱的人一连走了四五个小时，不允许我们休息，动不动就抽打我们。很多兄弟如果不停下来喘口气的话，就站不住了，但日本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允许我们停留。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大约28岁，一头金色鬈发，总是干干净净的。他块头很大，有6英尺(1.83米)高。我估计他在战前的体重至少有200磅(90.7公斤)，行军刚开始的时候也有150磅(68公斤)。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走得很慢，因为他背着个大包。一开始，他把大包夹在胳肢窝里，后来又把它扛在肩上。在大包的重压之下他步履维艰，没有人知道包里装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里面一定有他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
当我们的队列超过中尉的时候，我悄悄地靠近他，我看到他的双眼已经充血，目光呆滞，他似乎已经丧失意识，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劝他扔掉不必要的物件，他拒绝了。我问他要不要帮忙，他不回答。等我回头再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步履已经踉跄，身体也东倒西歪的。他挣扎着向前挪动了几百英尺，栽倒在地。日本兵看见我们的队列停了下来，立刻跑到他面前。日本兵大叫了几声，刺刀毫不犹豫地刺进了他的胸膛。
队伍继续往前移动，几分钟之后，又发生了悲惨的一幕。我们身后驶来了卡车，这是日军在向克雷吉多方向输送战斗人员。中尉的尸体横卧在道路中间，但卡车毫不犹豫地从中尉的尸体上碾过，日本的车队经过之后，中尉的尸体已经被压成肉饼。道路上残留的鲜血和肉末，显示这里曾经有人倒下，日本人用这种方式为中尉完成了葬礼。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我们的身体急需补充水分，可是一滴水也得不到，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日本兵是故意的。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日本兵就是不让我们喝。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水哗哗地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有10到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都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他死不瞑目，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杀害了。所有在井边的战俘，赶紧跑回队伍当中。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它离路面大约50英尺(15.2米)。水塘里的水根本不能饮用，因为水面上泛着绿色的泡沫，两头水牛正待在里面。有一个兄弟大胆地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有些人用手帕把水兜起来喝，他们觉得经过手帕过滤以后，水会干净一些。他们真笨!成群的苍蝇在水面上盘旋，水里残渣泛滥，病菌是过滤不掉的!这不是人喝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回到了队伍里。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然后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战俘都拉了出来。日本军官命令他们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恐怖的大屠杀!日本军官强迫我们站着观看，我们不敢不看，否则，他会下令把我们也枪毙了。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有一个患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没办法行军了。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狠狠地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日本兵叫来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0.33米)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让他们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将其活埋。
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其中的大块头打死了。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撒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
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
我们走了好些天，有的时候夜间也赶路。日本兵只给我们提供过两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从卢保出发后的行军极其残酷，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咆哮的次数更多了，声音也更大了。几分钟之内，就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
在这个路段，我们被要求以平常两倍的步速行军，日本兵换班频繁，我们经常被要求奔跑以跟上新换班的看守。我们好不容易追上了一队日本兵，看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看到这队日本兵的前面跪着一个美国战俘，战俘后面站着一个日本军官。日本军官从刀鞘中抽出武士刀，在空中挥来挥去，似乎要展示他砍人的本领。他让这个美国战俘顺着他挥刀的方向移动膝盖。热身练习做完之后，他把武士刀高高举起，急速挥下，日本士兵高呼“万岁”。我们只听到一声闷响，美国战俘就身首异处了，紧跟着，这个军官又把他的躯干踢倒在地。这个军官“干净利落”地展示了“高超的斩首技术”，所有的日本士兵都开心地笑着走了。当看到他刀锋下落的时候，我的心都揪紧了，浑身抽搐，我把手放在胸前祈祷。我感到窒息，我不能相信，砍头竟然是日军的娱乐方式。
日军强迫美菲联军经历死亡行军后，又将战俘关押在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奥唐奈战俘营，后来又转送至甲万那端战俘营。其间，又有2.6万名战俘死亡。
(苏 醒摘自世界知识出版社《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