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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是，城市设计师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种异乎寻常的炎热，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城市的现状。“这就像人的机体一样，它发烧了，但光退烧并不解决问题——出问题的是整个身体，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说。

 

　　现代城市的“发烧病”

 

　　即便是在一年中最热的那几天，景观设计师俞孔坚待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几乎也不开空调。

 

　　办公室落地窗前放着两棵一人高的树。树干有手腕粗，叶子落下，在花盆周围堆起来。俞孔坚解释，正是这种设计，让他在办公室享受清凉。

 

　　事实上，一座城市的规划跟一间办公室的设计一样，也需要绿地、树阴、河流、湖泊等留白，为城市存留降温的生态空间。

 

　　作为超城建筑设计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车飞曾为“火炉”武汉一家空调旗舰店的外墙多设计了一层金属百叶，这等于是给建筑物加了一层防暑墙。通过编程计算，这层百叶窗能自动调节角度，在夏天将阳光反射回去，在冬至时则令阳光尽可能地照射进来。比起普通的大楼，这一设计能节能20%到30%。

 

　　“传统的建筑往往都很聪明，譬如北方的墙很厚，南方的墙就不用加保温，各地建筑的开窗朝向，也与当地温度有关。”车飞说。

 

　　在俞孔坚看来，小到一栋栋楼房、大到整座城市的规划，若给现代城市的“发烧病”治病，浑身上下都需要检查：原本的自然水系都被填掉，裸露的土地也难觅踪影；老城翻新，马路拓宽，自然植被仅剩路边弱不禁风的行道树或是大片的草坪，热容小得可怜，太阳一晒，地面很快就会发烫。更何况居民区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远，人们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路上，也就有更多小汽车，更长时间地对着城市排放尾气。

 

　　给大自然缠上裹脚布

 

　　广州市规划局的前总规划师袁奇峰已经记不清，自己见过多少块“规划留了好多年，最后还是没保住”的城市绿地。

 

　　“城市建设的观念一定要变，要给城市生态留有余地，适当增加水面率和绿地率，绿地要是‘真绿地’！”这位如今在中山大学当教授的规划师曾经呼吁。他解释说，“真绿地”指的是能够蓄水和渗水的泥土地。然而，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是在学术上被称为“硬质化”的水泥或柏油路面。除了能给人以架在火炉上烘烤般的炎热感觉，城市硬质化还会导致降水只能进入城市排水系统，令后者不堪重负。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规划系教授周复多从1970年代起，就撰文研究过杭州的城市热岛问题。“当时热岛的强度，也就是城区与郊区的温差，不过两三摄氏度。今天的温差，已经到七八摄氏度了。”

 

　　周复多指出，“我们的城市发展太急躁了。”按照规划，城市区域之间，本应预留足够的空间，作为“永久性的非建设用地”以供缓冲。这些缓冲地带的农田、湿地、绿地，对缓解热岛效应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一些地方，这些缓冲地带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CBD、金融城和住宅区。

 

　　俞孔坚说，自己很鄙视把“本来就很美”的河道全铺上水泥的做法：“认为种上鲜花、修成广场、修剪好的美的园林植物，就是高雅，或是把几十年乡土的大树连根拔掉，种下外来的植物：这是把大自然都裹上了脚！”

 

　　一个多月前，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俞孔坚试图向满教室的基层干部说明白这个道理：“这种‘小脚审美观’会导致大量的能源消耗。过去几年我国水泥消耗量是世界总量的54%，钢材占34%，……400个城市缺水，75%的土地污染，50%的土地消失，30%多土壤污染，为什么？”

 

　　从自身而起的改变

 

　　车飞遇到过挫折。一座南方城市要求设计一片建造在市政府门前的湿地公园。车飞按照“湿地公园”的标准去设计，研究当地的动植物、生物链，尽量不往湿地中添加外来生物。根据原本湿地中小动物的迁徙路线，他还在公园里设计了一座专门供动物通过的小桥。

 

　　汇报设计时，车飞发现当地官员很不乐意。至于规划中的那座桥，对方坚决不要：怎么能让领导从小动物下面走过去呢？这个项目的设计工作最终被交给了当地的园林局。

 

　　俞孔坚说，即便改变社会困难重重，至少可以做一些小的、从自身而起的改变。

 

　　在北京一间“冬冷、夏热、灰尘大”的公寓中，俞孔坚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室内生态工程”，阳台被他改建成了温室，里面种着蔬菜与花草，用收集来的雨水灌溉；雨水同样被引入室内，从一面种满了蕨类植物与苔藓的“生态墙”上流下，灌溉植物的同时，也调节了室内的温度和湿度。

 

　　“一年生产32公斤蔬菜！我今天的早餐都是从阳台摘了蔬菜做沙拉吃的。”他自豪地说。

 

　　如你所想，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里，他家也不需要开空调。

 

　　选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