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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FIFA公布的世界杯小组赛最佳阵容里，阿根廷队的梅西无缘当选，尼日利亚队的恩亚马则当选最佳门将；不过他不以为然地说：“跟梅西比，我就是一坨屎。”据巴西体育咨询机构统计，在本届世界杯球员身价方面，梅西以1.381亿欧元居首位。

 

　　同样是运动员，为什么有的人身价上亿，有的却难以维持温饱，他们之间的差别有这么大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舍温·罗森致力于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他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超级巨星经济》的论文中，讨论了天赋与市场的规模是如何影响单个运动员和明星的收入的。

 

　　罗森说：“这种收入不平等来自一种竞赛效应，某个稍稍‘优秀’一点的人能够轻易赢得整块蛋糕，使其他人什么也得不到。比如人们宁愿花10.99美元购买霍洛维茨的音乐，也不愿意花9.99美元购买某个挣扎中的钢琴家的音乐。”

 

　　凯蒂·库里克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今日秀》的主持人，公司将为她的四年半的主持工作支付6000万美元的高薪。要得到这样的高薪，其实她并不需要比其他竞争对手优秀10倍或者20倍，她只要比对手好一点点，让数百万观众每天早上都看NBC的节目，而不是其他频道的节目就足够了。

 

　　就像一场竞争，获胜者获得一切，而他并不需要胜出很多。

 

　　梅西是个优秀的球员，但他也没有三头六臂，事实上，他的天赋可能比其他优秀球员高出10%或20%，但转会费以及个人收入可能高出十几二十倍。罗森解释说：“当市场变得十分巨大时，在职业赛场中，天赋上的微小差距会造成收入上的巨大差异。”

 

　　技术变革为超级明星开辟了新途径。卓别林是影视领域的首位全球超级明星，他为谬区尔电影公司拍摄了12部喜剧，要价高达67万美元，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而汤姆·汉克斯在《达·芬奇密码》中，拿了2500万美元片酬；布拉德·皮特在《史密斯夫妇》中，拿了2000万美元片酬，并不是他们俩演技比卓别林高出数倍，而是在卓别林时代，电影尚处于无声阶段，而今天的电影市场变得更巨大了。

 

　　新技术淘汰了旧技术，也扩大了市场的整体规模。贝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王，1960年，桑托斯队付给了他15万美元的年薪。2009～2010赛季薪酬最高的球员C罗从他效力的西班牙皇家马德里队拿到了1300万欧元的薪酬。贝利的收入远远排在这些人后面，这也并非他技不如人，而是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领略他的球技。要知道1958年巴西只有35万台电视机，而人口是7000万，世界第一颗电视卫星是1962年发射的，根本没赶上贝利在世界杯的首次表演。

 

　　技术革命仍在继续，罗森用一个疑问句结束了他的论文：“有线电视、录影带和家庭计算机将在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没错，现代科技（包括罗森所没有见到过的互联网）将让超级巨星经济现象变得更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