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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保的角度看，倒掉一碗饭比扔掉一堆塑料制品的罪恶感要小一些，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剩饭不出3天会腐烂降解。但是，长期关注香港的食物浪费、垃圾处理的独立记者陈晓蕾说：“如果你吃一盒叉烧饭，10块叉烧只吃了7块。你死后，7年后已经化为白骨，可是你吃剩的3块叉烧，埋在填埋区域10年都不化。” 
　　香港的3个垃圾填埋区即将饱和。其中有1/3是——剩饭剩菜、瓜皮果壳、超市处理的过期食品。但是，单纯从道义上谴责浪费，作用有限。陈晓蕾在内地看到餐桌上居然有鲍鱼剩下——餐桌浪费背后有面子的问题，也有体制的影响。比如，鲍鱼或许是公款消费的一部分。 
　　“剩饭问题”无法单纯依靠政府颁布的某条法令，或者由政府主导的某项运动来解决。《剩食》一书的作者陈晓蕾告诉我们，在香港，剩饭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社区市民和活跃于社区的非政府组织长期不懈的努力。 
　　“环保是一个很生活的题材，需要用生活的方法来处理，而不只是颁布某条法令。处理厨余垃圾是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关键是让市民觉得这件事情需要处理。”陈晓蕾说。所以，每次被问及一个城市该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厨余垃圾时，她总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在香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非政府组织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没有一个通行的、统一的办法，也没有政府强制主导的行为。事实上，在“剩饭”问题上，政府还得向经验更为丰富的非政府组织请教，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深入社区解决问题。 
　　曾经在日本研究过有效微生物的刘家强成立了“微生物技术小组”，培育出香港本土的Bokashi（日语“发酵”一词的音译），用于分解。本土Bokashi的价格相对低廉，发酵后可以作肥料，而且使用本土Bokashi，发酵过程中不会有异味，特别适合屋顶种菜的家庭。 
　　乐饷社主要接受食物生产业界捐赠的食物，再转送给十几个慈善团。香港的很多食品经销商为了减少库存，会将卖得不好的食品整批丢掉。比如，面太脆，影响了口感，就会被丢掉。乐饷社与很多商会都建立了联系，通过商会找到进口商，将这些面要过来，由慈善团体送到弱势人群手中。 
　　惜食堂主要回收酒店的厨余，他们有自己的食品安全专家，确保食用后的安全。陈晓蕾说，其实由酒店捐出来的食物并不是客人吃剩的，而是厨房多准备的。比如，酒店一天做12个派，正常的消费量大概是10个，剩下的2个预备着应付特殊情况，这最后2个派通常被扔掉。 
　　捐助者由于担心捐出食品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一般都会找律师写一份合约，承诺捐出的食物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有人食用之后出现问题，不可以诉诸法律。这是遵循了《好撒玛利亚人法》的精神，该法原意是为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对弱势人群施以帮助。 
　　无论身处哪种社会环境，个体都可以选择不浪费或者少浪费的方式。在《剩食》这本书中，陈晓蕾用一碗鱼骨熬制的鱼汤讲述了一种新的方式。蒸鱼不放酱油，吃的时候蘸酱油便可。吃剩下的骨头、鱼碎加一碗水，放料酒，大火煮15分钟，就是一碗鱼骨浓汤。浓汤去掉鱼骨放入冰箱冷冻，用来焯菜、煮面、当上汤。还有一个绝妙做法：鱼汤加豆腐一起煮，再撒上一把冰冻小虾。好生活与月收入没有必然的联系。 
　　爱惜食物不只是节俭的体现，当代年轻人主要还是受到环保教育和绿色革命的影响。陈晓蕾说，在英国，年轻人吃素、使用公平贸易产品的比例比他们的父辈高；台湾有很多返回乡下种地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想继续被纳入消费社会的体系，不想过一种被商品塑造的生活。为了买更多的东西努力赚钱，让自己每天压力都很大，实际的生活质量很差。 
　　还有很多处理厨余的案例。比如用废弃的鹅油做肥皂，用果皮加上糖做成酵素，替代化学清洁剂。这些“慢”方式与追求高效的现代生活相悖。如果自己没空去做，可以去买这样的产品。生活方式一时难以改变，至少可以慢慢改变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