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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吴冠中先生

时间:2015-07-15 来源:阅来网

  20世纪赴欧洲学艺的著名官费生,先有20年代的徐悲鸿与林风眠,继之有30年代的吴作人与吕斯百,到了40年代,赵无极、熊秉明、吴冠中三位先生,成为二战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国政府派赴欧洲的最后几位艺术官费生。 
  2000年我初到清华美院,被领去拜访吴先生,问及此事,他说,抗战期间他考取杭州艺专,一路流亡,途中苦学法语,预备将来去巴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即恢复各学科专业官派留学,全国42个名额,其中绘画一名、雕刻一名,他与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动身。赵无极哪年去的,怎样去的,吴先生也说及,我此刻不记得了,好像也是官费吧。1949年年末,他们三位为了回不回祖国的问题而在巴黎彻夜长谈,早已是著名的故事。结果是,赵、熊二位留下,吴先生回来了。 

  我没有受教于吴先生的荣幸,仅得一次拜访,此外是在三四次公众场合望望他。“文革”前,吴先生初露锋芒,我小时候在美术杂志上看见他在西藏的风景写生,但不太听人说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资历。60年代的情势,一切文艺讲革命,他的画风不被宣传。“文革”后吴先生声名大噪,因为人人期待新权威,美术界忽然发现我们还有一位正当盛年的留法画家,而他有见解、敢说话,“文革”甫歇,美术评论家尚在口齿不清批教条,他就一反唯物论者“内容决定形式”的官式教条,坚称“形式决定内容”,影响至今。其时吴先生50多岁,如许多复出的老画家一样,被请去到处给宾馆画大画。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请他来给师生做讲演,那时没话筒,他几乎句句叫喊,苏南口音,词语简洁,高声历数十大美学问题,此刻我只记得一条:“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文革”时,哪有人这样子说话呢,我当即神旺,心想,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声雷动。讲完后,吴先生目光炯炯,扣紧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种抱拳——对全场每一角落频频致意,好像预备捉牢台下所有人的臂膀,颤动着,摇撼着。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辈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这等漂亮激昂的手势呢! 
  及后渐渐看到过去的资料和影像,才知道吴先生上台全是民国左翼青年的讲演遗风,慷慨激昂,不容分说,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战动员之际。新世纪初那次访他,他已80岁出头,家居清谈,仍然神色刚正,用词肯定,确信自己的每一句话,几近辩论的模样。他的面相本来清癯而决然,说到快意处,总有斩钉截铁之势,像是生了气似的。 
  所以圈子里传他语惊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90年代为纪念中国美术馆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贤集,轮番捧场,待吴先生上去,却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样的美术馆,我感到可悲!”这“可悲”一词,必要以他的宜兴口音说,音同“苦拜”,且用狠狠的口齿,断然念出来。又譬如新世纪初全国美协主席职位出空,他是无可置疑的前辈,候选大佬之一,结果又说煞风景的话,弄得四座哑然。他说:“我要是出任主席,头一件事,美协,解散!”这“解散”一词的宜兴腔,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吴冠中风格了。 
  我当场听过他说话,隔着桌子,绝对真实的。还是初到清华美院那年,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袁运甫先生,还有我,算是开始招收博士生。待吴先生由人扶进来,请他给墙上十几名考生的作业评几句,他颤巍巍巡看一遍,毅然说道:“我一个都不招!”“那么,吴先生,您看是不是给打个分啊?”他应声叫道:“最高60分!” 
  现在美术界这样子说话的老人,大概不会有了。我曾有幸见识过几位吴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多有类似耿介和强硬的人。可见民国出道的艺术家大都性情毕露,不看人脸色,即便后来给整得不像人样,熬过浩劫,一朝出头,脾性还是在。只是如吴先生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贯的,委实少见。如今吴先生一去,言行周正的角色们总算松了口气:这样不留情面,给人难堪,实在是时代面前太不识相了——譬如中国的美术还不如非洲,譬如画院应该统统关闭,譬如一百个齐白石不抵一个鲁迅……每出一说,总有若干评论家长篇大论、结结巴巴地反驳他,但他的资历摆在那里,芸芸众家终究拿他没办法。现在好,诸位可以耳根清净了。 
  但别的热闹也就跟上来,因吴先生毕竟是可资对外吹嘘的大门面,前些年与他“商榷”的评论家们或许笔锋一转,又来称颂他老人家。 
  终其一生,吴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学不会老成与世故,而他这一辈的文艺青年大抵热烈而刻苦。老同学孙景波70年代随吴先生去云南写生,说他画完收工回住地,天天亲手洗画笔。洗笔多烦啊,他却喜滋滋的。袁运生先生与吴先生相熟,说“文革”后去他家看画,每一幅竟用报纸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出,拆开,看过了,又仔细包拢放回去。这样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种过时的美德吧。此外的代价,是吴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大约是70年代末的某次夜谈,老人对运生等几位说了些归来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来敲运生老师的门,神色俨然,再三叮嘱,大意是,昨夜谈话没有录音吧?千万不可外传啊! 
  那代老人的长期恐惧和抑郁,当今年轻艺术家不能想象,也不必亲历了。今时我们但知吴先生的胆气和敢言,不知他还有许多不能说出的话,现在想来,即便“外传”,谁又会当真。我从未见吴先生笑过,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画舫斋的什么会议上,散场时我走去对他说,读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声:“哦?”脚步停了停,但在很长很宽的人中一带,略微见笑意,随即十二分严肃起来,询问是哪一篇,又问我同意不同意,意态极是恳切,其时他并不认识我。很多年后,袁运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问及张仃先生与吴先生的意见,据说他也是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请来医生给全院老师作例行年度体检,吴先生刚抽完血,右手摁着左臂的肘弯,腰板笔挺,神色凛然。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吴先生,看他排在长长的教师队列中安静地等候着,我有点吃惊,忽然明白他是这单位几十年的老职工。我又无端想象他1949年怎样在巴黎咖啡馆与两位同学争论到底回来不回来——当初赵、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实很对;吴先生毅然回来,我以为也很对。那次家访我对吴先生说了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但我忘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原中央工艺美院,今清华美术学院,张仃先生、吴冠中先生是最可骄傲的两位老前辈,一位来自延安,一位去过巴黎。今年一年,他们先后停笔休息了。 
  以上是我对吴先生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与研究者很多很多,想来会有珍贵的纪念和评说吧。 
  (若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草草集》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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