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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因阿拉伯之困

　　7月24日凌晨，3架F-16型战机从土耳其境内飞向叙利亚。它们投下的多枚制导炸弹摧毁了“伊斯兰国”的两个指挥部和一个集会地点，炸死35名武装人员。2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给白宫打了电话，同意美军使用距离土叙边界大约100公里的吉尔利克空军基地。对它的使用将大大缩短美军战机空袭极端组织的航程。在持续4年半的叙利亚冲突中，土耳其终于对“伊斯兰国”施以了迄今为止的最重一拳。埃尔多安在24日发表讲话说，地区局势变化促使土耳其采取与先前不同的应对措施，空袭是第一步。 

　　逼迫总统使出重拳的导火索显而易见。7月20日，土叙边界的土耳其小城叙吕奇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32人死亡，104人受伤。21日，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土耳其多地爆发示威活动。示威人群指责说“伊斯兰国”是“凶手”，而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是“同谋”。 
　　叙吕奇的自杀性爆炸袭击发生在一场集会中。大约有300名“土耳其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组织成员在该城文化中心的花园内，商讨援助重建叙利亚城市艾因阿拉伯（库尔德人称科巴尼）。

　　位于叙土边境上的艾因阿拉伯如今几乎是一片焦土。被遗弃的衣物和鞋子零星点缀着断壁残垣。去年10月2日，“伊斯兰国”成功占领了艾因阿拉伯周围的350个库尔德人村庄，对这座4万人的城市进行围攻。一旦控制了它，“伊斯兰国”就将控制叙土边界的狭长地带，打通其“首都”拉卡与土耳其之间的通道。 
　　战事开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迅速将整个叙利亚境内的战斗重点放在了艾因阿拉伯。美军的战机从位于海湾的空军基地起飞实施轰炸。地面上，库尔德人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合作，像苏联红军保卫斯大林格勒般保卫艾因阿拉伯。然而，即使有30万库尔德难民从艾因阿拉伯地区涌向土耳其，安卡拉的态度却十分暧昧。早在2012年10月4日，土耳其议会就授权政府可以在必要时进入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艾因阿拉伯战事爆发后，土耳其虽将大批坦克陈兵边界，但安卡拉不但迟迟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还拒绝向美国提供空军基地。 
　　“艾因阿拉伯就要陷落了，我告诫西方，靠把炸弹从天上扔下来解决不了问题，除非有地面部队配合，否则恐怖主义不会被终结。”埃尔多安从一开始就给美国领导的空中袭击泼了冷水。他向美国提出了出兵的三个条件：在叙境内设立禁飞区;建立能够输送人道主义物资的安全区;美国同意给予志在打击巴沙尔政府的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更大支持。一名不愿公开指责盟国的美国官员向《纽约时报》抱怨，这些都是埃尔多安拒绝出兵的借口。在华盛顿看来，安卡拉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巴沙尔政府下台，铲除“伊斯兰国”并不比这个目标更重要。总理达乌特奥卢在接受CNN采访时说，他对有人要求安卡拉与巴沙尔政府合作对抗“伊斯兰国”感到“震惊”：“与撒旦合作消灭另一个撒旦不应是国际社会做事的方式。” 
　　艾因阿拉伯的库尔德抵抗组织更加让安卡拉担心。大批伊拉克和土耳其库尔德人试图越境协助自己的同胞，就像在伊拉克发生的那样，与“伊斯兰国”的战斗有可能让库尔德独立运动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为此，埃尔多安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对我们来说，库尔德工人党与‘伊斯兰国’没有区别。”埃尔多安在去年10月访问波罗的海诸国时，几乎在每一站的演讲中都会抨击奥巴马。在拉脱维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中，他说：“在我们双方还未达成协议之前，奥巴马就命令3架C-130运输机向艾因阿拉伯空投武器和补给品。美国这种做法是蔑视土耳其的表现。”

　　在艾因阿拉伯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安卡拉都在为自己的政策选择承受巨大压力。奥巴马直接点名指责埃尔多安：“任意让武器和战斗人员进入叙利亚，有时这些人中包含叛军和反西方圣战分子。”去年12月，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也公开批评土耳其政府在管控土叙伊边界方面做得很不够，以至于数以千计的欧盟公民经由土耳其参加“伊斯兰国”。 
　　今年4月9日，土耳其《广场报》发表题为《向伊斯兰国提供土耳其护照》的文章。一名“伊斯兰国”假护照制作网络成员透露，该组织在伊斯坦布尔设有假护照制作中心，并组织人员偷渡到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偷渡人员包括中国籍维吾尔人。这些人先从中国偷渡到泰国、缅甸，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借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免签便利，持土耳其假护照赴土。这名“伊斯兰国”成员说，他们已经制作了10万本土耳其假护照，其中至少有5万本流到了中国。
在艾因阿拉伯战斗爆发前，已经有超过1000名英国人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在560公里的叙土边境，尘土飞扬的路上只有些破破烂烂的铁丝网，象征性地表明这是一条国界线。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位于土耳其边境上的小镇雷罕里成了外国极端分子的中转站。旅馆的经理曾目击一辆巴士载着30名英国人向叙利亚驶去。一名司机曾经把5个英国人运到边境，看着他们用不到10美元买通了边境守卫，轻而易举地进入叙利亚。商店老板阿布·萨赫勒描述他看到的武器交易：欧洲极端分子会买猎刀、狙击步枪瞄准器、望远镜和沙漠迷彩服。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大胡子男人，手里挥舞着5万美元的现金，买了将近1000个“杂志架子”来存放AK47弹夹。 
　　艾因阿拉伯血战持续了4个月。今年1月，库尔德武装重新占领城市。2月，“伊斯兰国”后退到了城外25公里处。4月，那些沦陷的乡村陆续被收复。艾因阿拉伯的解围却意味着安卡拉陷入更大的窘境。在国际舆论里，库尔德女战士的形象广为流传。她们被塑造成女性权利和库尔德世俗主义的象征。科巴尼的战斗是美国第一次公开与库尔德工人党合作，即便这个组织尚还在白宫的恐怖组织名单上。今年2月，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接见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和他们讨论战争局势。一位库尔德官员告诉媒体：“这是在针对土耳其发出信息。” 
　　过去5年里，埃尔多安政府在土耳其的库尔德自治区建设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埃尔多安与自治区领袖马苏德·巴尔扎尼以友相待。但现在，库尔德工人党在战斗中赢得了更多的合法性。它从被驱逐的“恐怖分子”变成了英雄。伊斯坦布尔谢伊尔大学社会学教授梅苏特·叶盖恩说，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胜利改变了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想法。“有一种极端的看法是，应该和土耳其政府的政策一刀两断。”艾因阿拉伯战事爆发后，土耳其有超过20个城市爆发过相关的抗议活动。在库尔德重镇迪亚巴克尔，示威者与警察的冲突造成了8人死亡，政府不得不实施宵禁。 
　　6月，“伊斯兰国”在艾因阿拉伯城里制造汽车爆炸，并用狙击枪和火箭弹袭击村庄。包括妇孺在内，至少220名平民死于非命。这是叙利亚北部迄今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平民屠杀事件。反对党人民民主党尖锐批评埃尔多安政府是屠杀的帮凶。埃尔多安当时激烈地回击说，人民民主党是“国际说客”和巴沙尔政府的傀儡。然而总统必须面对的事实上：人民民主党在6月的议会选举首次亮相便以超13%的选票斩获近80个议席，成为土耳其历史上首个杀入议会的库尔德政党。正是这次选举将埃尔多安推行总统制的梦想击得粉碎，正义和发展党不得不寻求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

中枢国家

　　科巴尼只是安卡拉外交困局的一个侧面。如今，土耳其驻大马士革、特拉维夫和黎巴嫩的大使职位都处于空缺状态。2013年11月，埃及驱逐了土耳其大使。2014年9月后，土耳其驻伊拉克大使长时间处于实际的赋闲状态，以至于有评论认为双方互相召回大使只是时间问题。分析家们戏谑说，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意思是“零邻邦无问题”。 
　　就在4年前，安卡拉还是地区、甚至全球外交舞台上的绝对优等生。2011年6月，正义与发展党连续第三次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获胜致辞中，埃尔多安曾意气风发地向“巴格达、大马士革、黎巴嫩、阿曼、开罗、萨拉热窝、巴库（阿塞拜疆首都）和尼科西亚（塞浦路斯首都）这些友好和兄弟国家致敬”。他说，正义与发展党的再次执政，“不只是土耳其的胜利，也是中东、高加索和巴尔干的胜利”。 
　　那时，几乎所有分析家都在称颂土耳其地区外交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执政的前两个任期里，埃尔多安和他的外交臂膀达乌特奥卢提出以与所有邻邦和谐相处为目标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安卡拉秉承实用主义的原则，最大限度搁置历史恩怨和现实矛盾，在整个中东地区建立自己的外交和经济网络。 
　　在伊拉克，安卡拉缓和了与伊北部库尔德人的关系。在伊朗，埃尔多安向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伸出援手。他在联合国毅然投票反对要求对伊朗在各个领域实行严厉制裁的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指责“任何潜在的军事打击均是疯狂之举”，并拒绝西方为威慑伊朗在土耳其境内布置导弹防御系统的要求。这些举动使历史上长期处于僵持状态的两国关系大幅改善，双方不仅签署了新的能源运输协议，而且还同意在军事上合作打击库尔德工人党。 
　　在中东核心问题巴以关系上，安卡拉勇敢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姿态。它积极与哈马斯建立关系，向加沙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在2009年1月29日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埃尔多安高声指责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并起身退场：“说到杀戮，你对这很在行。”这一戏剧性场景为土耳其在广大阿拉伯国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土耳其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了2009～2010年度轮值主席的位置。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再未发生过的事情。 
　　2009年，土耳其GDP居世界第17位，已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伊斯兰国家。借助这一势头，安卡拉解除了伊朗、利比亚、约旦和黎巴嫩的签证要求，开辟了新的地区航空线路，积极修建通向周边国家的公路和铁路。继为伊拉克北部供电后，土耳其从2009年开始为叙利亚供电，并计划修建一个覆盖7个国家的中东电网。2009年，土耳其牵头，与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召开了一次“高层战略合作委员会”，意图建立一个类似欧盟机制的自由贸易区。 
　　土耳其的“零问题”外交实质是一个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重新定位。“二战”前，土耳其共和国基本上维系着孤立主义的对外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奉行中立政策，直到大战快结束时，才审时度势加入到同盟国阵营。在“冷战”格局下，面对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威胁，土耳其决定实行对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在“马歇尔计划”中，安卡拉享受到了欧洲国家的待遇，获得2.59亿美元的慷慨援助。作为回报，1952年，它正式加入北约，并派出2.5万名士兵跟随美国参与朝鲜战争，被授予卓越功勋奖。为进一步融入西方世界，从1959年开始，土耳其就要求加入刚刚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冷战”结束后，安卡拉意识到，苏联的消失意味着在西方眼里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在削减，它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价值。安卡拉最初越过动荡的中东，将目光投向了中亚地区。根据凯末尔主义史学家于上世纪20年代末提出的土耳其史观，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人类诞生于中亚，这里被认定为土耳其人的故乡。安卡拉大肆鼓吹与中亚各国在血缘、语言和文化上的同一性，塑造自己“突厥语世界文明的中心”的地位。1992年，它就建立了专门针对中亚各国的电视台。1993年，它召集各国签署协议，推动它们学习土耳其，将文字改成拉丁字母，放弃使用俄语的西里尔字母。在政治上，1992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西方世界进入这一前苏联地区的过程中，土耳其一直发挥着牵线搭桥的作用。这一战略选择被证明是有效的。1992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问中亚，他极力向各国推荐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这种作用一直持续到今天。2009年，在美国追求继续租用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的过程中，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出钱由土耳其以投资的形式来回报吉国。 
　　但是，土耳其在中亚寻找的新的战略空间并没有解决它最大的潜在威胁。在欧洲，土耳其和希腊在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域主权上存在争端;在东面，它与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有历史积怨;在中东，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在分配幼发拉底河水资源问题上存在异议。这些争端都可能爆发为激烈的国际冲突。在阿拉伯世界，土耳其避免介入阿拉伯国家之间、阿以之间的纠纷，但在阿拉伯民族主义浪潮中，以西方利益代言人面目出现的安卡拉越来越成为一个“他者”。土耳其的外交官们经常告诉他们的西方朋友“我们没有摊上好邻居”，“土耳其人唯一的朋友就是另一个土耳其人”。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外交智囊达乌特奥卢看来，“冷战”期间的全球关系网地图上，土耳其被看成是一个边疆国家，是西方阵营遏制苏联阵营的南大门;“冷战”结束的最初10年，土耳其扮演的是桥梁;21世纪，土耳其则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中枢国家。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土耳其势必要在中东地区打开外交局面。“零问题”外交就是选择。 
　　从“桥梁”到“中枢”，土耳其的国家心理已经发生了改变。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统治土耳其的凯末尔党人是一批具有坚定西化倾向的现代主义精英。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文明，那就是欧洲文明。这意味着在对外政策上，土耳其势必成为西方的追随者。1989年，获得小资产阶级支持的图尔古特·厄扎尔当选总理。他一方面强调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复兴了奥斯曼和伊斯兰的文化遗产。厄扎尔的目标是要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土耳其开始介入巴以冲突的调停，积极参加伊斯兰组织，鼓励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在东欧、巴尔干和中亚地区加强宗教活动。在厄扎尔看来，土耳其只有同时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才能期望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强有力的地位。 
　　主体性成为土耳其外交的追求。厄扎尔强调土耳其应该避免依赖欧盟和美国其中的任何一方。与传统凯末尔主义精英的不同，在加入欧盟的问题上，厄扎尔并未将完全成员国地位作为最终目的，而更倾向于将欧盟视为土耳其的一个经济利益。他力图使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实现多元化，尤其强调经济、自由贸易和科技合作等方面。 
　　厄扎尔奠定了“冷战”后土耳其外交的基调。正义与发展党更进了一步。作为外交战略制定者的达乌特奥卢是一个典型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在一个中国已经逐渐崛起的时代，你再也不能用完全西方式的范式来考虑世界了。”达乌特奥卢说，土耳其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可分享的全球政治秩序”。 
　　土耳其如何成为全球政治秩序中的“分享者”？2001年，达乌特奥卢作为国际关系学者在《战略纵深》一书中最先提出，除了调动天然地理优势，土耳其要建构“历史纵深”。他强调，土耳其是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奥斯曼帝国曾经统一了整个穆斯林世界，那么土耳其就具有成为穆斯林世界超级大国的潜质。 
　　“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战略，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安全战略专家奥马尔·塔斯皮纳将达乌特奥卢“战略纵深主义”称为“新奥斯曼主义”。针对这个提法显示的对土耳其帝国意识的担忧，达乌特奥卢多次强调土耳其不是要不断扩张和建立霸权。但不管怎样，“战略纵深主义”揭示了土耳其人的大国之心。在“阿拉伯之春”后，正是这一急迫的追求让安卡拉付出了代价。

奥斯曼之梦

　　今年1月，总统埃尔多安会晤到访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的一张照片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两位领导人站在16名士兵之间。这16名士兵佩剑悬刀，身披重甲，头顶铁盔，是16～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鼎盛时期突厥士兵的典型装束。这支新仪仗兵队伍是埃尔多安新总统府的配套产品。去年，这座被称为“白色宫殿”的总统官邸正式落成。它占地310万平方英尺，拥有1000个房间，内部装有顶级安保系统，浴室甚至使用了丝绸作为墙纸，其规模和奢华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白宫。 
　　今年5月，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孙力舟在参加了土耳其重要智库“土耳其亚洲战略研究所”举办的第三届中东问题国际研讨会。在一篇文章中，他回忆，与会的土耳其学者都反对“新奥斯曼主义”的提法，说这是西方对土耳其的诬蔑。“然而，土耳其官员和学者在会议中并不回避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他们谈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各民族、各宗教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值得当代中东各国借鉴。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台下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官员和学者代表复杂的神情。最后，一名埃及前高级外交官忍不住举手发言说：‘最好不要再谈几百年前对今天的借鉴意义了’”。
这一情形浓缩了安卡拉过去四年多来的尴尬。有分析家评价说，安卡拉似乎将理想化的“战略身份”当作了“现实身份”。美国中东事务自身专家格雷厄姆·富勒在《土耳其和阿拉伯之春》一书中说，过度的理想主义——假如那尚算不上意识形态的话——和对土耳其实力的高估导致安卡拉犯下了严重错误。 
　　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专家索里·奥泽尔指出，尽管在过去，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有意识形态的驱动力，但埃尔多安政府一直谨慎地以实用主义原则处理外交事务。但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这种谨慎消失了，土耳其不再将自己描述成地区的“斡旋者”，而变成了地区“秩序的建造者”。2011年12月，达乌特奥卢在议会发表讲话：“我们正在推行战略纵深，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国际角色……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根本，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根据正义与发展党的判断，“阿拉伯之春”是一场中东民主化浪潮，是土耳其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2012年5月，时任总统居尔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说，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发展都会使之成为土耳其可靠的合作伙伴。为了实现这一“新秩序”，土耳其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十分激进的策略，坚持与旧有“专政”和“暴政”划清界限，直接推动政权更迭。 
　　埃及问题爆发初期，早在2009年2月，埃尔多安就呼吁穆巴拉克下台，是国际上第一个做出此种表态的国家元首。安卡拉积极支持同样有伊斯兰背景的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在利比亚，土耳其在慢半拍的情况下参加了西方主导的军事入侵和“倒卡”行动。2012年9月，埃尔多安以伊斯兰世界英雄的形象先后造访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向这些国家推销土耳其的政治模式。 
　　安卡拉深信“土耳其模式”所代表的软实力。在过去10年间，他们已经听到了太多赞语。但索里·奥泽尔指出，新世纪的头10年实际是土耳其软实力的战略机遇期。反恐战争的打响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后果都促使美国继续支持土耳其在中东扮演“民主样本”和“稳定之锚”的作用。但“阿拉伯之春”的情形则复杂得多。英国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埃克塞特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加莱斯·斯坦斯菲尔德教授指出，“阿拉伯之春”后的地缘政治重塑裹挟着疆域、族裔和教派等各种因素，“民主化”并非其中真意。 
　　2011年9月，埃尔多安访问埃及，提出埃及应该建立土耳其样本的政治体系，但穆斯林兄弟会没有表现出兴趣。2013年7月3日，埃及军人再次执掌政权，穆斯林兄弟会则遭重挫。迥异于西方的默认和沙特等海湾国家对政变的支持，埃尔多安宣称“这是永远无法接受的军事政变”。土耳其公开指责西方对军事政变的漠然，进一步损害了它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沙特等海湾国家对于埃及军政府的支持，也加剧了土耳其的孤立感。而在开罗，安卡拉并没有获得补偿。新政府驱逐了土耳其大使，埃及民众对土耳其在区域事务中持正面评价的比例从2012年的84%下降至2013年的38%。 
　　在埃及的失败并没有改变土耳其的僵化政策。埃尔多安的雄心壮志在叙利亚遭受更大的打击。 
　　作为最重要的邻邦，上世纪80～90年代，土叙之间由于库尔德人、水资源开发、以色列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关系极度恶化。1998年两国一度濒临战争边缘。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单独组阁后，向大马士革抛出了橄榄枝。2004年1月，巴沙尔·阿萨德成为自1946年叙利亚独立后第一位访土的叙总统。同年12月，当时担任总理的埃尔多安回访，两国迅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10月，巴沙尔在第二次访土时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土耳其为反恐采取越境行动，在阿拉伯世界曾引起轰动。2009年，埃尔多安第二次访问叙利亚，一次性签署了51项合作协定和议定书。他说，土叙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整个地区和全世界的榜样。 
　　“叙利亚曾经是埃尔多安新外交皇冠上的明珠。”德国马歇尔基金研究员、美国国务院全球伙伴倡议中东和北非项目前高级顾问约书亚·沃克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从2010年3月到9月下旬，安卡拉用了几个月时间试图用业已建立的叙土关系解决叙利亚战乱。埃尔多安在电话会谈中多次敦促巴沙尔进行改革。安卡拉再一次高估了局面的复杂性和自己的影响力。“在一次7个小时的会面后，巴沙尔向达乌特奥卢承诺，将控制军队的行动。但后者一离开，又有数千人在冲突中死亡。” 
　　失去耐心的安卡拉立刻调转方向。埃尔多安和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下了一个赌注，认为会出现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能使占叙利亚人口70%的逊尼派穆斯林的力量上台执政，一改少数派阿拉阿维派执政的局面。基于这个判断，土耳其开始公开资助反对派“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和委员会中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建立联系，成为要求巴沙尔政权下台的最坚定分子。 
　　普京曾对埃尔多安说：“不管阿萨德能够坚持总统位置多久，他一定会比穆尔西坚持得长。”一语成谶。2013年8月，土耳其还在重申叙利亚问题上的底线，即“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底线是阿萨德下台”。2013年9月14日，俄美外长就“巴沙尔政权交出化学武器换取和平方案”达成一致。土耳其没有迎来美国主导下的“禁飞区”和“倒阿萨德”行动。 
　　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赌博失败使安卡拉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苦心经营的俄罗斯、伊朗与黎巴嫩关系都遭遇重创。2013年9月5日，埃尔多安指责美国处理叙利亚问题缺乏诚意：“我们确实对美国有所期望，然而奥巴马放空了我们的期盼。”此后，土耳其对叙利亚反对派，包括一些极端武装不加辨别的支持，也令华盛顿大为光火。 
　　在实施“零问题”外交的10年，土耳其和中东国家的贸易从2002年的50亿美元飙升到了2011年的435亿美元，中东国家在土耳其出口中的份额从7.2%上升到18.9%。这些经济成果满足了土耳其中产阶级融于全球经济的需求，但“阿拉伯之春”后，安纳托利亚工商界失去了在中东最重要的市场。2013年，土耳其对伊拉克出口总额达到119亿美元，仅次于德国的133亿美元。 
　　从去年开始，由于进入伊拉克的商路被“伊斯兰国”切断，土耳其出口商需要借助以色列的阿什杜德港或埃及的阿里什港，然后绕经约旦进入海湾市场。由于土耳其在这些国家不受欢迎，所以它随时需要寻找新的应急商路。去年7月，土耳其工商联合会会长、亲正义与发展党的瑞法特·赫萨西克里欧格鲁访问美国，请求美国当局将土耳其纳入美欧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方面对此表示冷淡，建议他先说服欧洲。赫萨西克里欧格鲁向随行的土耳其记者表示，华盛顿只关心中东的好战伊斯兰团体以及土耳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土耳其的保守派工商界来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