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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北大图书馆南门回本科生宿舍区，有一条穿越燕南园的近路。上中学时我就知道，燕南园是北大著名学者居住的别墅区。那时，我认定中文系是我的最佳选择，知道了燕南园60号别墅住的是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 
　　王先生学越南语时，已经72岁，越南语成为他熟练掌握的第7种语言。这让我无法不自惭形秽，我14岁开始学英语，却认为太晚了。 
　　我知道王力先生，是因为他编著了4卷《古代汉语》。我一直不知道王先生要花多少时间记忆，又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写完这部巨著。究竟有多少汉学家曾受益于它，谁也无法统计。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这4卷书为王先生带来了惊人的版税收入。刚入学的第10天，中文系指派高年级学生王川带我们拜谒王力先生，路过燕南园南边的工商银行，王川说，这银行的半数存款是王先生一个人的！ 
　　进60号楼之前，王川叮嘱我们，见王先生时，“切忌手在脸上乱摸乱抠”。这句嘱咐，让我觉得王先生十分神圣。等到我作为高年级学生带新生拜谒前辈时，“不得乱摸乱抠”也成了一条铁打的戒律。我痛恨一切把这句话当耳旁风的人。我们隔着半个世纪的风雨，去参拜长者，除了毕恭毕敬之外，别无他选。 
　　王先生家最让我垂涎三尺的，是客厅墙上挂着的梁启超写给先生的条幅。另外还有一幅水墨画，是老舍的夫人胡絜青画给先生的。 
　　先生家到处都是书，包括厕所，因此60号别墅显得拥挤不堪。后来我发现，因为书多而拥挤不堪，是所有学者家居的特点。前不久受香港传讯电视之托，在朗润园采访87岁的季羡林先生，老人家的两套单元房，全部被书刊占据。

　　我入学时，王力先生已超过80岁。他既是老人，又是孩童。王先生曾拉住我的手说：“听说你们班出了个陈建功……”大家窃笑。陈建功是77级学生，当时已因《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蜚声文坛，而我们进校时已是1983年。 
　　提起“文化大革命”，王先生十分委屈地说，当时的红卫兵还没有我们大，却伸手戏摸他的光头，先生从没受过此等委屈，认为这比让他死还要可怕。 
　　由于身体原因，王先生已深居简出，但当年的中文系元旦联欢，先生还是被搀扶着出席了。我实在不清楚，毛孩一帮，群魔乱舞，先生何以看得津津有味、笑逐颜开。 
　　上二年级时，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写一写燕南园主人们的晚年，写写他们如何在阳光雨露下颐享天年？我怕别人赶了先，没打招呼便直奔60号楼，按了先生的门铃。先生下楼后，坐进沙发。当他确认我没有预约，便无论我问什么，回答只有两句：医生不让我多说话;你没有预约。 
　　没有想到，10年后我自己也经常被人造访，而我最不喜欢的，也同样是不速之客。 
　　不过，没等到我悟出此类同感，王先生已经作古，终年86岁。

2

　　上中学时，我们常去北大玩耍。有一次，途经燕南园一段残垣断壁，看见一位十分矮小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青石板上。看到我们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绕到残垣之后，隔着那段残破的矮墙，递过一枝盛开的花朵。 
　　同学们一定是被老人家浪漫的举动吓坏了，便加快脚步，慌张地跑掉了。我只好一个人走上前，站在矮墙外，双手接过小花。我看见老人的嘴角在动，我知道，他是在努力地微笑。 
　　直到考上北大，我才知道，老人家竟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但我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位写出鸿篇巨制的朱光潜，竟会是如此矮小的老人！他学贯中西，学富五车，身高却只有1.5米。 
　　那些年的中午，每逢我从图书馆抄近路回宿舍，总会看到朱先生独自静坐在青石板上，目光中充满童真，凝望着来来往往的后生。 
　　先生对后生的爱，听着让人动容。那时，许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时常到先生家领受钱票。 
　　大三的时候，我从燕南园独自穿行，途经那段残垣，先生又一次隔着矮墙，送过来一枝小花。 
　　直到今天，我一直偏执而迷信地认为，那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类精神之树的果实，是一代宗师无言的暗示。在即将熄灭生命之火的岁月里，先生不断越过隔墙，把旷世的风范吹进晚辈们的心灵中。 
　　朱先生病故时，是89岁。听闻先生驾鹤西去，我驱车回家，把那部夹着两朵小干花的《西方美学史》点燃，心中默念着：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3

　　王瑶教授是我所见过的先生中，寿命最短的一位。但他74岁时，记者还误以为他会长寿。 
　　记者问他：“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 
　　王先生答曰：“秘诀有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 
　　王瑶是朱自清先生的研究生，完全继承了朱先生的遗风。他从不给研究生上课，而是像朱先生那样把学生们请到家里喝茶，他自己则像朱先生一样抽着大烟斗。据说，王先生所有的研究生也都个个继承了王先生的衣钵，信奉“抽烟，喝酒，不锻炼身体”是长寿之本，因此大多体弱多病。

　　1996年，我为中央电视台系列专题片《香港百年》做总撰稿，每星期要去港澳办文化司审节目。谢伟民是王先生的博士生，在那里当处长，我见他不吸烟，便责问他为何不发扬先生的健身法则。谢伟民立即辟谣说，先生以身作则是真，但弟子全部效法是假。 
　　不过，如此浪漫的讹传佳话，我简直不忍截断，所以至今仍热衷于以讹传讹，不在话下。 
　　王先生溘然长逝时，恰是他发表长寿宏论的第二年，终年75岁。

4

　　大三的时候，我对中文系厌倦到了极点，闹着要转到法律系。正是这时，我们开了一门新课，是“民间文学”。 
　　开课大约4周之后，我才勉强听了一堂课，原因是听说授课教师是屈玉德，她是金开诚先生的太太。当年“金开诚”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不光是语言学家，而且是社会活动家。他的太太该是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第一次上屈教授的课，我就被吸引了。但吸引我的不是她的民间文学——她讲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只是望着她发呆。 
　　听说金先生娶屈教授时，屈教授是北大第一美女，但眼前的屈教授，已被疾病改变成另外的模样。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中，屈教授祸不单行，患了咽癌。长期的痛苦完全摧毁了她青春时代的美丽容颜，也差不多摧毁了她的发声器官，她竟以鼻音方式为学生们讲了十几年课。 
　　记得1985年隆冬一个极为严寒的早晨，刮着凛冽的北风，本来就不乐意忍受屈教授难听的鼻音的同学，这下就更不愿意离开热被窝去教室上课了。那一天，屈教授在教室里耐心地等待着，但可容纳百人的教室只稀疏坐着7名学生。她没有像往日那样点名，把没来的人登记下来。她望着窗外的风，低声说：“有7个人，我也会来上课。即使只有1个人，我也会来。不过，如果1个人也没有，我就不会来了，但这不可能发生。” 
　　当时，我们在座的7个人都很难过，课后讲给没来的同学听，大家都后悔了。 
　　我有一个夙愿一直没有完成，我想亲口告诉她：“我敬爱您。” 
　　1989年4月15日，屈教授咽癌扩散，与胡耀邦总书记同一天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