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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尽管汪精卫的人生一直和政治纠缠不清，但他最初是以一个刺杀摄政王的殉国烈士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并有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早期他的思想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李志毓：我个人比较感兴趣汪精卫早年的思想转变，因为这并不是汪一个人的问题，我想，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魅力所在，以及它的困境。 
　　汪在民初宣布“不做官吏”，赴法从事教育、宣传、印书事业，这首先体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革命”的理解。他们认为教育宣传是比争权夺利的现实政治更为根本的一种政治活动，真正的革命必将超越政治层面而深入为社会的和文化的革命，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使人人知公理，养成公德心。其次，他对清末以来的汉人官僚政治整体上比较失望，对于革命党人及其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也有所怀疑。他曾经写信给吴稚晖，大意说，我们甘愿做社会的牛马，然而牛马需茁壮才能服役，现在时势所迫，“竟以初生之犊引重致远，甚且瞎马驮盲人入于深池”。在“人才不足之社会”，这种痛苦是不能幸免的。因此他认为，应将国家政治交于“稳健派”之手，他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在经济、社会、教育的层面，建设国家，打造新的政治主体，转移社会风气。  
　　现在我们不太提汪精卫在教育救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事实上他很重要。在当时从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人中，他的位置几乎是和蔡元培一样的，而且当时的筹款活动主要是他在做。 
　　但在这期间，汪也经历许多困惑和挣扎，当他离开之时，对时局是乐观的，他说，“祖国有无危险”将是他行止的标准，而他当时以为“必无危险”。不想，民初几年，国内政治形势急剧恶化，一方面袁世凯日益专权，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1915年日本驻华大使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对汪和留法诸君有很大刺激。现实政治的危急，使他无法安心从事教育事业，认为“缓不济急”。因此几度回国，并策划“蒙面”、“潜伏”、甚至想要学习“易容术”，暗杀袁世凯。 
　　对于汪这种焦虑的心情，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无政府党人曾与他多次讨论，都希望他能认定教育救国理想，放弃对政治的迷信。蔡元培曾将汪精卫誉为“今日中国之菲希脱（费希特）”，希望他来北大主持国文教科。但汪没有答应。他对政治始终有一种无法遏制的热情。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国民党认为汪精卫是孙中山最忠诚的继承人和“三民主义”坚定的拥护者，是否因此他才在孙中山逝世后获得了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 
　　李志毓：他没有被认为是最忠实的接班人，他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被放在了党国最高领袖的位置上。孙中山逝世之后，党内的高层权力结构比较空虚，苏联顾问在党内起了比较重要作用，国民党整体上是左倾的，推行一系列比较激进的社会政策。1925年8月廖仲恺被暗杀，整个党内高层比较混乱。 
　　汪精卫是党国元老，在东京留学时就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部长，是《民报》的主笔，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多是汪精卫在做，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才能就是演说。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演说很重要，因为演说可以筹款。南洋华侨的“觉醒”很重要，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之前，它的主要基础是海外华侨，“改组”之后，它的主力才变成了国内的青年学生。汪在党内有历史、有地位，又积极左倾，获得了苏联顾问的支持，所以他有可能走上最高权力的位置。后来国民党的政治越来越倚靠军事，蒋介石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汪精卫的另一个矛盾之处在对共产党的态度上。他原本是国民党内最有名的“左派”，但是后来却完全反了过来，为什么？ 
　　李志毓：汪精卫是依靠了俄国人的力量才得以走上最高领导的地位，鲍罗廷支持汪精卫。汪在当时非常左，他是最积极联共的。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去了法国。但即使不在国内，他仍然是共产国际试图去利用的一个政治人物，利用他来推行“联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日益反共，并在1927年4月“清党”之后，共产国际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有权威的“左派”代理人。当然汪也需要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汪精卫是取道俄国回到上海的，他在回国途中与莫斯科是否有什么相互的保证或约定？我现在没见到直接能够说明的档案材料。在1927年6月武汉政权已陷于危机的时候，斯大林仍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希望他支持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而汪精卫则向莫斯科提出贷款和物质援助的要求。汪回国先到了上海，与反共的国民党人——许多是他早年的挚友——如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争论了五天，汪说他的痛苦“过于生命之摧毁”，但他还是选择了与之分裂。可见“联共”是汪精卫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抉择。 
　　可是到了7月份的时候，“分共”的确已是箭在弦上了。一方面是武汉这边，国民党政权已经维持不下去；另一方面，当时共产党采取了特别激进的政策，要求武装农民，要求直接把国民革命转变成土地革命，也就是所谓的“六一指示”。当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收到斯大林的指示之后，就把这个秘密电报的副本交给了汪精卫。汪一看大惊失色，对罗易说国民党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决议。随后汪又把电报拿给宋庆龄和陈友仁看，据说陈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汪精卫说国民革命是一条船，如今国共已经到了争船和争把舵的时候了，或者共产党消灭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消灭共产党，这最终让汪精卫下定了“分共”的决心。所以我认为汪精卫对于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比较少是思想上的改变，比较多是政治斗争形势的问题。 
　　但武汉分共是和平分共，汪精卫真正开始激烈反共，是在拥汪的军人张发奎回粤发动“广州事变”、驱逐桂系，而中共乘机发动“广州起义”之后。“广州起义”粉碎了汪精卫重回广东建立政权的梦想，使汪狼狈不堪。国民党内反汪势力借此对他进行凌厉声讨，李济深特意在广州天字码头立了一块石碑，将“祸首”的名字刻在上面，而所谓“祸首”，不是叶挺、张太雷，而是汪精卫、张发奎，指控他们“勾结共党，劫焚广州”。这件事更加深了汪对共产党的痛恨。他对陈公博说“绸缪善后，刻不容缓”，“共党余孽，必去之务尽，即浮薄少年，好为偏激之论者，亦以痛斥”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出国好像是汪精卫面对挫折的一个必然选择，他最终选择离开重庆与他习惯出国有相关性吗？ 
　　李志毓：我觉得是两回事。他以往的出国，主要是暂时避开政治，或者以退为进。但他离开重庆，并不是要离开政治。而且恰恰相反，当他离开重庆之后，国民党是想让他出国的，所以蒋介石专门派人把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送到汪精卫在河内的住处，希望他能出国，从此退出政治。但汪精卫不肯离开。这和他以前以“养病”为名出国，肯定是不一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谷正鼎刚送来护照后发生了河内枪击案，所以你觉得曾仲鸣并不是被误杀，而是重庆方面目标就是他？ 
　　李志毓：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大部分人都不这么认为。当时日本的情报部门判断，暗杀的目标本来就是曾仲鸣，蒋介石对汪的周围采取恐怖行动，是为了将汪派势力切割，孤立汪精卫，迫使其放弃“和平运动”而出国流亡。在案发的前两天，中央曾派谷正鼎来到河内，送来汪出国所需的护照和旅费。日本情报资料还显示，案发之后，宋美龄、陈公博也都到过河内，劝说汪精卫出国。但这些消息无法进一步证实，所以只是一种猜测。我把这个资料拿出来，并不是想考证这个问题，而是想说，我们长期以来受到金雄白、高宗武等人的影响，认为枪杀案造成的悲愤、仇恨、冲动情绪，是导致汪精卫最终选择与日本合作的决定性因素。而我认为，我们需要审慎地对待这一说法。无论是汪的倡言议和，还是汪伪政权的成立，都有其得以实现的人事与社会基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与汪等人反反复复的政治考量。汪对日的态度不是一个戏剧化的事件所导致的。汪的性格是有冲动的一面，但是他对日媾和，是有一个长期的政治设想的，有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要承担的责任。并不是说蒋暗杀我，我一冲动就要投入到日本人的怀抱。把汪精卫在1939年以后的行动归结为一种个人的复仇行动，是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做了过于戏剧化的解释。 
　　三联生活周刊：汪精卫从“抗日”到议和投降，这个是我们特别想探讨的一个重点问题，但我看你的研究，觉得他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抗日派？ 
　　李志毓：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汪精卫对于战争的态度，有一个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过程。如果我们从汪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的确是这样。但是，政治家的公开言论，往往是一种政治斗争或对外宣传的策略，并不能完全代表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在1932至1936年，汪有相当激进的抗日宣传，但同时他也会在一些私人的书信中，表达对中日战争完全悲观的看法。在外交上，他也推行亲日的外交路线，并希望通过避免战争，使日本国内军人派的势力下降，非军人派的势力上升，直到1935年11月1日，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遇刺，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务。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他离开了重庆就失去了一切和日本谈判的筹码？ 
　　李志毓：基本上是这样。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汪精卫离开重庆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但他确实是走错了。直到今天，他仍是一个被钉到耻辱柱上的汉奸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