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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他们》

时间:2015-10-09 来源:阅来网

 一 
  上海到蚌埠坐高铁只需两个小时。九点刚过,我在蚌埠南站拦下一辆去怀远县的班车,然后换小巴到双桥镇,再换更小的小巴。车厢被挤得满满当当,我和几只鹅坐在一起。窗外,初春的雨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下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烂泥地里。 
  晌午,一身泥巴的我站在张东村的村口。这段路,母亲当年要走上两天一夜。 
  我找到了张见本,他是40年前母亲的生产队队长,他身板依旧硬朗,蹲在门口捧着大碗喝红薯粥。我问他是否还记得有个上海知青叫××,她是我母亲。他愣了好一会儿,突然蹦出一句:“我的个娘嘞,××的儿子。” 
  老队长放下粥碗,领着我去看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住过的土屋——早已是废墟一片,又指给我看他们耕过的地、走过的路。他对每个路过的老人吼:“看看,××的儿子。”老人们张大了嘴。一位大娘攥着我的手不放,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30多年来,我是头一个回到村里的知青后代。 
  母亲是个平凡的人。我寻找的,不过是一段平凡的历史。 
  二 
  母亲本不该去怀远。 
  1969年的秋天,16岁的母亲和同样热血沸腾的同学们响应领袖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六九届的初中生“一片红”,统统下乡插队。母亲的第一志愿是黑龙江呼玛,只因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外婆心疼她身体弱,偷偷去学校找老师,把志愿改成了离上海较近的安徽省怀远县。 
  名单公布那天,母亲哭着回家,因为有同学说她是“叛徒”“逃兵”。和外婆大吵若干架后,1970年3月23日,母亲坐上了开往蚌埠的“知青专列”。上海站挤满了送别的人,火车开动,哭声一片。十几个小时坐到蚌埠,迎接的人群敲锣打鼓。向领袖宣誓后,母亲和同学们坐上卡车,直奔双桥公社,然后换驴车,最后步行6公里,才来到张东小队——被称为“怀远县的西伯利亚”的地方。 
  迎接知青们的第一顿晚餐是绿豆籼米饭,黑乎乎一坨。上海来的姑娘们头一次看见这样的吃食,不知如何下口。一旁的村民悄悄咽着口水。六八届的老知青赶紧劝:“快吃吧,以后连这个都吃不上了。” 
  母亲诧异地发现,村(那时叫生产队)里的孤儿特别多。有老人悄悄告诉她:“1962年断粮,连树皮都被扒光。年轻的父母听不得娃儿饿得整夜哭,一口稀粥留半口给娃。实在没力气了,就卸下门板,躺在家里等死。” 
  母亲和另外四个上海姑娘住进一间黄土夯的屋子。每天天不亮就出工,耪地、除草、打谷、喂猪,夏天看瓜田,冬天磨豆腐。晚上点着蜡烛学习领袖著作,写心得体会。最辛苦的是抢收麦子。早上四点不到,生产队队长张见本的起床号就吹响了。干四小时活,然后回村里吃早饭,吃的是红薯粥就着红薯馍馍,吃完一抹嘴再往地里赶。午饭在地头解决,红薯馍馍拌辣椒。母亲的腰酸到直不起来,跪在地上继续割麦子。等收工号响起,已是繁星满天。回到屋里啃两口冷馍馍,倒头就睡,话都说不动了。 
  母亲憋着一口气,苦活累活抢着干,只为了不让农民看轻“城里来的姑娘”。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嘛。她是五个女知青中唯一的“妇女全劳力”,一天的工分是8分8厘7。当时寄往上海的邮票8分钱一张,一天活干下来,寄封信的钱都不够。年底回上海探亲,大队会计一打算盘,刨去饭钱和其他开销,总共挣了10块钱。可就连这10块钱都发不下来。张队长过意不去,凑些黄豆、绿豆、粉条,还有极其珍贵的芝麻油,装在驴车上,送姑娘们去火车站。 
  母亲年年是标兵、知青代表,有机会去双桥公社或怀远县城开大会、听报告。开会是个美差,代表们自带面条,在会场统一下锅,拌上公家的芝麻油,喷香。有人教育母亲,开会前饿上两天。知青们干瘪的肠胃长期不见油水,一吃就拉肚子,拉完接着吃。某男知青吃到“两头冒”,最后被担架抬走,成就了一个传奇。 
  母亲的榜样是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华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她的梦想是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一名瓦西里耶夫娜式的乡村女教师。那时上大学只有“工农兵大学生”一条路。1976年,公社下发一个读大学的名额,所有人都觉得非母亲莫属。公社领导找到她,语重心长,循循善诱,让她把名额让给另一个姑娘——“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明年一定送你读大学……”母亲答应了。不料1977年形势突变,“工农兵大学生”被取消,恢复高考。母亲让外公寄来复习资料,每晚看书到深夜,白天照样干活。不巧的是,考前一个月,母亲急性肝炎发作。病危电报发到上海,向来严肃的外公流泪了。 
  三 
  母亲说,1976年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公社,她哭到昏死过去。那时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最高领袖的检阅——像无数狂热的少男少女一样,挥舞着“红宝书”,喊着震天的口号,任热泪横流。 
  母亲说,她也曾迷茫,甚至动摇过。第一次是外公被“打倒”。第二次是听说饿死人的事情。第三次最为刻骨铭心:公社有三个上海男知青,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从来出工不出力,一有机会就躲在屋里看书。1977年三人全部考上大学,风光离开。母亲年年被评为标兵、模范,到头来只落下一身的伤病。 
  然而今天她依然相信,相信自己其实是幸福的,相信这世界上最壮丽的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相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她爱看老电影。看到《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一遍一遍呼喊着“向我开炮”,不觉已泪流满面。 
  她不在乎自己的户口至今回不了上海,不在乎每月只有15元的“知青补助”,不在乎“半文盲”的学历,不在乎过度劳累带来的膝关节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 
  她常对着我叹气:“你们这代人啊,没有信仰。” 
  我很想说:我们不再相信,是因为你们什么都信。我们人人为己,是因为你们没有自己。 
  最虔诚的一代人养出了最叛逆的一代人,这何尝不是历史的讽刺。 
  他们承受着历史的剧变,几乎从未为自己而活过。当国家需要眼泪时,他们纵情地哭;需要歌颂时,他们真诚地笑;需要奉献时,他们付出了青春和汗水;需要理解时,他们说无怨无悔。他们像入戏太深的群众演员,演完了所有的悲喜剧,拿着一份盒饭默默离开。 
  他们从不讨价还价,命运却像个奸商。他们历经磨难,逆来顺受。时代一次又一次向他们索取,肆无忌惮,但这样的索取也不是没有报应的。 
  所有的意义和报应,都留到了今天。 
  我们这一代,享受着时代变迁带来的物质进步,却不再相信这个时代。 
  只需看一眼他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词语便没了意义。 
  四 
  两年前他们组织了一次初中同学聚会。当年风华正茂的一代人,而今垂垂老矣。有人留在农村,成了最地道的农民;有人下岗多年,靠吃低保过活;更多人像母亲一样,日复一日地操劳,悄无声息地老去。没来的,有的是联系不上,有的已去世多年,当然,也有人混得好。 
  他们没忘记当初的理想,聊高兴了,一首一首唱起当年的歌。从《东方红》唱到《流浪者之歌》,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到《北京的金山上》,一起用力地“巴扎嘿”,纵然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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