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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易》中有这样一句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君子如果具有大地一样柔顺的品德和宽阔的胸怀，就可以容载万物了。因此，作为一个君子，就必须“以成德而为行，臼可见之行也。”时时刻刻要把这种品德修养作为自己的日常实践的行动，而不可有一时的疏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具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这当然讲的是封建社会的“德”及其践行的原则，但其合理的核心则世世代代被延续了下来，并且有了丰富和发展。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同样离不开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其中就包含着这个“德”的合理的核心内容，而且也要把它见诸实际行动之中。否则，就成了流于形式的一句空话。要讲德就必须修業：要修業就必须讲究忠信。不过，我们今天是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立场上，来认识这个“德”字的，对“德”的理解更为宽泛和深刻，并赋予其深刻的时代内涵，它包含了“道德”、“品行”、“品性”，乃至“政治思想品质”等。可以说，它是反映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综合素质的“代名词”。

 

　　对“德”的历史理解和历史实践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无论观察哪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民族不论其人口多少，其文化的产生都与他们生存的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民族之间都要面对共同的生存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共性特质”。在这种“共性特质”的作用之下，又使得各民族文化相互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中华民族“德”文化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德”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结晶。今天，在社会生活过多地追求物质化、功利化、外向化和庸俗化而催发出来的社会道德的败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腐败问题的日益突出等许多现实问题面前，我们再来追溯中华民族“德”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重温各民族在创造“德”文化，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方面的经验，也许是一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事情。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先哲们都特别强调“立功”、“立言”、“立德”。“立功”是指个人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業。例如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他们开天辟地，为历史谱写了新纪元，从而为子孙后代造福，这是立功的不朽。”①所谓“立言”则是指言论著作。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诗经》三百篇、藏族的《萨迦格言》、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都是“立言不朽”。所谓“立德”就是指人的道德品格方面的价值，诸如屈原、包公、文天祥、成吉思汗、松赞干布等历史人物为国为民忠信精诚，品德高尚，立德不朽，都是被各族人民历代敬仰的英雄。“立功不朽”、“立言不朽”、“立德不朽”是人的生命价值在身体力行中得到的最高、最完美的体现。而“功”和“言”又是“立德”的基本要求，只有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做到“立功”、“立言”。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德”文化建设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千辛万苦而愈加坚强、团结、繁荣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历史上，对于“德”文化的论述，主要有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德”文化做了阐释，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儒家强调“仁”为道德的最高标准：法家则强调“礼”为道德的最高的标准：墨家却强调“义”是道德的最高标准，而道家却强调“道”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其实，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德”文化中融合了“仁”、“礼”、“义”、“道”，以及“智”、“信”等诸元素，而不是某一个元素构成的单质体。儒家所谓的“仁”就是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并且以此为做人的原则，即“孝悌”是“仁”的根本。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怎么能用礼呢?可见，“德”是“礼”的基础。具有仁德的人，必然能区分“好人”和“恶人”，因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所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他既然具有了仁德的品质，就知道什么人应该爱，什么人应该恨，并且会立志实行仁德，而实行仁德的人是不会作坏事的。以管仲为代表的早期的法家强调“礼”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而且把它作为治国的“四维”之首(即礼、义、廉、耻)。他把“礼”定义为社会对于个体行为的约束和限制，注重于外在的规范形式，诸如国家制度、等级秩序等。而儒家注重“德”的内化，即通过教化，使人们具有仁义之心并转化为自觉的行为规范，而法家强调“礼”的法度化，使之成为引导、制约人的思想行为的规约制度。墨家强调的“义”也是和儒家不尽相同的。它强调的是“兼爱”，并以此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伦理原则。儒家却认为“义”是“仁”的延伸，即“义”是由“仁”规定的。所以，墨家所说的“德”的最高标准的“义”的内涵，也部分地被吸收到儒家的思想之中去了，所以有“居仁由义”的说法，“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义成之。”这才是具有德性的君子。但是，在道家看来，“道”是最高的伦理道德原则，而“道”的本质则是无为，作为对“道”的一种自觉遵循，人的德性也应该崇尚无知、无欲、无为。这是一方面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仁义所固有的虚伪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在强调顺乎自然法则。也就是说，人应该遵守包括人事在内的作为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最高普遍规律的“道”才是“德”。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德”文化是一个反映人的综合素质的伦理道德文化，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就是在这种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中接受教育、受到熏陶而不断前进、发展的，到了今天，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发展。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史，我们就可以知道“德”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凝聚中华各民族情感、意志，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分裂的精神纽带，是中华各民族大团结、互促进、共发展的强大动力。翻开我国每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各民族都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和修养，就拿回族来说，他们十分重视在日常的教化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对每一个成员的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注重扬善惩恶的教化，并把它作为主导回族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家庭教育中，总是以“止恶扬善”为中心，用具体而实在的事例教诲子孙后代走人生的正确道路。这就是节俭勤劳、赈济贫民、关爱老人和孤儿、孝敬父母、为人宽厚仁慈、强调诚信至上，克己奉公、爱国爱教、顾全大局、追求光明，敢于同伤害生灵的一切恶势力作斗争。在藏民族传统文化中，“德”文化是一个核心。他们强调广积德、除恶念，认为善業生善果，恶業生恶果。把“积德赎罪”当做人生观的基本要求。在这种“德”文化的熏陶之下，藏族人民形成了忍辱负重的民族性格特点。正如有专家所说：“从那些石块砌成的小屋中，从那些黑牦牛毛帐篷中，从那些吃着糌粑、穿着藏袍的人们的心中升起的并不是悲苦、厌世和颓废，反而是一种坚毅的坚强的欢悦的生活信念。”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在“积德”、“赎罪”，为了“积德”、“赎罪”，必须顽强地生活下去。不言而喻，这种观念是深受藏传佛教的“因果报应”消极思想的影响的，与我们现在所强调建设的“德”文化有着鲜明的矛盾和差异，但其中合理的“内核”却是我们应该重视和发扬的，并且应该进一步升华。例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强调吃苦精神和为幸福孜孜追求的奋斗精神、注重和善的伦理思想，以及强调作善事谋善業的止恶为善的品德等，都是藏民族的“德”文化的精髓。同样，蒙古族也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和教育，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好客守信、仇视虚伪和奸诈等，都是蒙古族世代传承的习俗和规约，也是蒙古族”德”文化的核心内容，并且用谚语、格言、故事等形式固化下来，成为教育下一代的“传家宝”。例如，“团结之门被毁，福气之墙必倒”，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团结友爱；“我想尽可能地成为你的帮手，而不愿意做你的绊脚石”，教育人们要助人为乐，不要成为他人前进的绊脚石。“祝福的归宿是奶，咒骂的归宿是血”，告诉人们要与人为善，不要作恶造孽等。

 

　　总之，中华各民族都为“德”文化的创造、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才使中华民族的“德”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深邃和完善，其外延也在不断地扩大和延伸。今天，我们提出的“八荣八耻”正是在中华民族的传统德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对“德”文化的进一步升华，更具有时代的内涵和特征，是现代中华民族美德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