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
我出生在四川沱江边的一个小山村，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姊妹九人，养大成人六个，二哥是我们当中最命苦的一个。
车水
1949年大哥大姐考上军干校，参军走了，我家从资中县城搬回老家归德镇。二哥小学还没毕业，正赶上土改，家里被错划成地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不得不压在他幼嫩的肩膀上。二哥年长我6岁，当时他还是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必须像现在重庆棒棒那样，每天拿着根扁担到码头去揽活挣钱养家糊口。
母亲常年有病，心气痛（胃病）越来越严重，厉害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三天两头卧床不起。隔三差五还得接受批斗，或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这年夏天，天旱得厉害，镇公所把镇上的地、富、反、坏、“右”、一贯道全赶到乡下去参加抗旱。治保主任把去乡下车水的通知送到家里，母亲正病得不轻，已经卧床好几天了。收到通知，母亲好生为难，不去吧，抗拒改造的罪名实在担当不起。第二天早上天还不亮，母亲挣扎着起床要去乡下车水。
二哥这天比她起得还要早，在灶房里正做着早饭，见母亲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赶忙上前扶着母亲说，他去顶替母亲。说着揭开锅盖，锅边上蒸的是红苕粑粑，这是给他自己准备的干粮。
当时二哥也就十三四岁，母亲看看儿子小胳膊小腿，心疼得跟啥似的。站在水车上，恐怕刚能够得上踏板，怎么能蹬得动水车？母亲越想越伤心，忍不住背过身一个劲儿地抹眼泪。
二哥顶替母亲下乡抗旱接受改造去了，和王三爷共一架水车。是那种老式水车，两人各踏一个木头转轮，带动链条上的刮板车水。水车顶端横一扶手，车水人上身扒在扶手上，不停地用力蹬转木轮，河水便被刮进上面的田里。两人必须配合默契，用力合理，方可使水车不停地转动。二哥个子小，扒在扶手上，脚刚刚踏着转轮的踏板，用不上力，只好双手抓紧扶手身子朝下用力。这样一来重心不稳，一不小心就会踏空，整个身子会被吊起来，轻则被转轮打一下重新踏上去。重则如果对方吃不住劲，同样踏空或有意识地放弃的话，链刮急坠，转轮反转，会把车水的人从水车上猛地打飞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王三爷看二哥年纪小，处处照顾着他，每当发现他踏空的时候，用力控制住水车不让倒转，而且教他如何用力，怎样配合，二哥渐渐地熟练起来，很少踏空了，知道何时该用力。当轮到他用力的那一脚，不需要使很大的劲，就转过去了，是惯性助了他这一脚之力，王三爷在暗中帮他，实际上等于王三爷一个人在车水。
中午到了，车水的人各自拿出干粮吃午饭。王三爷带的是饭粑坨（米饭捏成的团），不像二哥带的是红苕粑粑，是那种红苕皮晒干了磨成面，放在锅里蒸出来的。呈灰黑色，刚出锅的时候稀软得拿不上手，凉了表面是硬的，里面还是稀软难以下咽。抗旱车水的十几个人，虽然都是些被改造的对象，可谁都比他强。二哥看见王三爷在招呼他过去，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是怜悯，更是同情，是要分一半饭粑坨给他。人家帮了自己那么大的忙，怎么好意思再吃别人家的饭呢！二哥不敢与王三爷对视，低头走得远远的，躲开众人的目光，吃自己的红苕粑粑。
是我牵连到二哥
说起来是我的到来牵连到二哥，否则不会那么快就查出我们隐瞒了成分，阳光灿烂的日子将继续延续下去。
那是1961年，我在青海水电学校上学，形势逼人，将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很可能面临下放，便写信告诉早年去了新疆的二哥。二哥来信安慰我说：“如果有一天真的被学校清退的话，到新疆来，大不了继续当‘盲流’。别看咱这儿偏远，但这种地方好混，没有人过问你骨子里是红的还是黑的，更不会有人对你的祖宗是穷人还是富人感兴趣。在这种地方大家都凭一双手，用力气挣饭吃。你干活好，肯下得力气，大伙便敬重你，头儿们也会喜欢你，器重你。完完全全脱胎换骨过轻松的日子，所以我说，当‘盲流’没有什么可怕的！”
那时候我对“盲流”认识相当模糊，不知道“盲流”为何物，后来在社会上闯荡的年头多了，为了弄清楚“盲流”的含意，我查遍了所能收集到的《词典》《辞海》和《辞源》均无这一词条。姑且用“无目妄行者也”暂作解释吧，也就是说为了生存，毫无目的地到处流浪的意思。然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盲流”很流行，尤其是在偏僻的大西北、大东北，这些“无目之妄行者”无处不在。当时小小年纪的我必须作好充分准备，随时加入到“无目之妄行者”的行列之中。
这年8月，我果真被学校清退下放了，怀里揣着肄业证、户粮关系和工作介绍信，来到新疆伊犁巩乃斯河畔十二团农场淀粉厂，投奔我的二哥。
傍晚，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巩乃斯河走去。来到河边，前面是湍急的河水，淡淡的月亮正在河的尽头升起；背后是空旷的河滩，长满了乱蓬蓬、浓绿颜色的青草。牛羊归栏了，风，轻轻地摇曳着河边的小草。这风、这草把亲人的祝福和故土的离别带到极其相似而遥远的地方。
彼此诉说过自己的境况之后，二哥指了指面前湍急的河水说：“四弟，今后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必须忘掉过去的一切，就像这巩乃斯河水一样，流过去不可能再回头了。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们是城市贫民的儿子，我的职工登记表就是这样填写的。所以得把你那些有关家庭出身的文件，统统销毁掉，一切从头开始，做一个全新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回我们做人的尊严，如今我在淀粉厂，是受人尊敬的团支委。这样跟你讲吧，堂堂正正做人的感觉真好！”
“要是查出来了咋办？”我到底年轻，经历的事少，想到一旦被查出来心里怦怦直跳，嗫嚅地问道。
“只要你好好干活，表现好，谁去查？即使将来查出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又没有犯法，怕哪样？”二哥早有思想准备，但看得出来仍然心有余悸，满不在乎的表情是装出来的，是在那里自己给自己壮胆。
为了获得二哥说的那个“堂堂正正做人的感觉真好！”我接受了二哥“一切从头开始，做一个全新的人”的忠告，销毁了户口迁移证，名副其实地成为新疆“盲流”中的一员。
时间大概过去一年多，“四清”运动开始了，从青海水电学校的外调回函注明：“张良英，家庭出身：地主。”隐瞒成分的事就这样被揭穿了，二哥的团支委被撤职，还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兄弟俩双双被勒令写检查，接受批判。同一片蓝天下，灿烂的阳光再也普照不到我们，从此夹着尾巴做人几十年。霉运就像影子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即便是黑暗中，深夜里也会在梦里恶魔般地纠缠不休。
故乡行
二哥1958年冬天离开四川“盲流”到新疆，直到他1998年去世，整整40年，一共只回过两次老家。不是他不想回、不敢回，而是故乡带给他的伤害太大，让他寒心的事儿太多。没出来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发誓：“远离这块地方，越远越好，一旦远离了，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后来真的远离了那块生他养他的衣胞之地，又让他那样地魂牵梦绕。然而几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和捉襟见肘的窘迫经济，让他不敢回，不能回。
1980年这一年，那种冰冻的日子开始融化了，二哥萌动了回老家的念头，于是在我的提议下，姊妹五人回老家团聚一次（四姐1969年在兰州病故，过早离我们而去）。大哥工作离不开，约定昆明的大姐、二哥、四川的三哥和我，先行回资中老家祭祖，然后再一同前往武汉大哥处团聚。那是二哥一家四口第一次回归故里，大姐率众奔老家归德卢高山祭拜母亲，再回元坝子祭祖。浩浩荡荡一大家，十几口人回到老家，说不上衣锦还乡，至少人丁兴旺，也让老家的乡亲们刮目相看，议论了好一阵子。
第二次回家是1997年的4月，那年我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学校返聘留实习工厂任工程师，派往四川公干。我又邀二哥回老家，二哥说：“没有钱，仅有的一点积蓄让你二嫂带到湖北黄石看女儿去了。”我的经济状况比起二哥稍好一些，对二哥说：“没事，我带得有，权当陪我走一趟好了。”
在我的鼓动下二哥与我同行，一起回四川老家。我俩来到乌鲁木齐，住在明园石油招待所，两人一间的标准间，电视、电话、卫生间、浴盆一应俱全。他说：“真高级，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旅馆。”
晚上，我们来到一家饭馆吃糊辣羊蹄，他连声说：“好吃，好吃！羊蹄子能做出如此味道，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真是难为他们了。”说得我鼻子酸酸的，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赶紧背过身去。我苦命的二哥呵！这不过是一道普普通通的新疆小吃，可怜见的，你还吃过什么？我暗自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次一定要让二哥好好享受一番。
回到四川，天下着小雨，空气清新而湿润，蒙蒙细雨中三哥赶来成都火车站接我们。住四川石油招待所，条件虽然不及新疆明园招待所，但三兄弟吃、住、玩在一起，开心极了。在成都我们去了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武侯祠……坐茶馆、看川剧、品尝名小吃，凡此种种只要是二哥想玩的、想看的、想吃的，都尽量按他说的去做。本来还要去乐山、峨眉山的，二哥心疼在成都花钱太多，坚持不肯去，无奈在成都玩了六天起程回隆昌三哥家。
回归德老家祭祖后，三哥陪我们下重庆，在朝天门码头送我和二哥乘船去武汉。雇了两个棒棒帮我们把箱子扛上船，二哥不肯，说箱子又不重，坚持要自己扛。三哥近乎于哀求地对他说：“二哥，你就听我一回好不好，我就是想让你体会一下，别人给你背包包的那种感觉。”
那两个棒棒也说：“老人家，就让我们帮你扛上船吧，权当是做好事。你那么大年纪了，也该享受享受了嘛。”二哥这才不再坚持，小心地用手托着棒棒肩上的箱子，其实箱子真的不重，只怕是想起当年在归德火车站，自己帮人背包时的那种情景，本能地想帮着托一把，以减轻点棒棒肩上的压力。年轻棒棒朝他会心地一笑，上到船上，把箱子安放在船舱里，三哥比平常多一倍地付给棒棒酬金。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与二哥久别重逢再分手，竟是最后诀别。
我和二哥俩人乘长江轮顺流而下，游三峡，去张飞庙、逛丰都鬼城、三游洞……尽情游玩了一番，沿途拍了不少风景照片。后来二哥、二嫂及侄女小隽的孩子（八个月的小丹妮）和我，一行四人从武汉乘火车去海口大哥家团聚。在大哥家住了近十天，又前往昆明看大姐。
在昆明大姐家住了一个星期，我算算口袋里的钱还够我们买飞机票的，决定一起乘飞机回乌鲁木齐。在飞机上二哥感慨地对二嫂说：“这次出来太高兴了，差不多游逛了大半个中国，想见的亲人都见到了，玩得不知道有多开心，最后还坐飞机回家！”二哥容光焕发，脸上露出少有的满足和喜悦的神色，真的叫我好感动，花再多钱都值。在成都机场转机的时候，二嫂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让我给她和二哥在飞机跟前照张相。我的照相机在行李箱里，放在飞机上没有拿下来，又懒得跑上跑下找空姐拿行李。对二嫂说：“下次吧，以后坐飞机的机会多的是。”二哥也说：“算了，算了，麻不麻烦！”二嫂便没有再坚持。谁曾想这是二哥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他最后一次。过后很多年，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在成都机场的懒惰和粗心。二哥，我对不起你呵！早晓得是你最后一次坐飞机，无论如何我会满足你的，哪怕是让我去求空姐，也要给你留下一张乘飞机的照片。
最后的日子
收到侄儿思维的电话是1997年12月的一个傍晚，电话那头传来思维嘶哑的声音：“四叔，爸爸在伊犁农四师医院住院了，胃癌，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能不能来一趟？”
“你说什么？癌症，确诊了吗？我去，你别慌！我争取明天赶到。”电话里要思维别慌，我自己先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上半年我们汽车、火车、轮船、飞机逛了一大圈，回四川、下武汉、去海口、到昆明，玩的是何等开心！怎么说病就病了呢？还是什么胃癌，不治之症！
急匆匆赶到伊犁，手术是在第三天做的。上午10点多钟进的手术室，我们等候在手术室门口，有思维、思维媳妇和二嫂娘家的兄弟，五六个人站在走廊里，虽然大家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那份担心和焦急，还是可想而知。走廊里提供有休息的凳子，没有谁去坐，思维怕我站时间长了会累坏，几次劝我坐一会儿。可我心里像猫抓似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地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手术差不多做了6小时，总算盼着医生出了手术室，医生告诉思维，手术还算成功，胃切除了3/4，肝部分切除，脾脏整体切除。医生摇了摇头说，他们尽力了，切除器官送检验室再次确诊。
二哥脸色煞白，一点血色都没有地被推送到特护室，鼻孔里插着输氧器，胳膊上吊着点滴，昏迷中嘴里一直流着又腥又臭的涎水，得不时地给他擦拭干净。晚上我和思维一起护理，夜深人静，年轻人好多日不得休息，心力交瘁到了极点，打熬不住，靠在二哥的床头上打瞌睡，我不忍心叫醒他。半夜时分二哥好像睁了一下眼睛，很快又无力地闭上了，处于半醒不醒之间。我守在二哥床前，终夜在祈祷老天爷保佑，在人力穷尽无助的时候，宗教的倚天祈命，淹没了我的整个意识，虽然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天快亮的时候，二哥终于醒来了，好像要对我说什么，我俯下身子，又什么也听不见，大概是没有力气说话，但嘴角边留下一丝闯过鬼门关的暖意，脸色不再那么惨白，稍稍有点血色。我高兴地把思维叫了起来，告诉他你爸爸醒了。
手术后二哥回到自己的家，倒也好过一段时间，最好的时候还可以做些家务或做饭什么的。他是被确诊癌细胞扩散了的人，好歹熬过了60岁。过完生日不久的一天，二嫂来电话告诉我：“你二哥又住院了，他想见你。”我知道这恐怕是见二哥最后一面了，急急慌慌要赶往新源，妻子怕我伤心过度路上有什么闪失，坚持与我同行。
我们赶到七十一团已是第二天的下午，天阴沉得厉害，还下着雨，我顾不得回二哥家，直接冒雨去了医院。病房里冷冷清清，两张床，一张空着，二哥侧身躺在靠窗户的那张床上，进门时我叫了一声“二哥！”
二哥吃力地坐了起来，用无神的目光望着我说：“来了！”
他已经病得脱了形，什么是“骨瘦如柴”，那天我才真正懂得！比之年前在伊犁开刀时，仿佛又老了二十岁，额头黑黑的，一张脸就剩下一张皮，眼睛深凹下去，像两口枯井。
二哥见我们的衣服是湿的，不要我陪他，赶我们回家去换衣服，我让妻子回二嫂家换衣服，自己则坚持留在病房里陪二哥说话。天不知什么时候放晴了，我扶二哥在病房外边散步，一会儿二哥就累了。我侍候他入睡后，来到医生办公室，咨询有关情况。主管二哥病房的医生，是我熟悉的袁大夫，他毫无保留地把二哥的病情告诉了我：“已经给上了杜冷丁，不上不行，疼得人受不了，如果护理周全仔细，还有两个月好活……”
本来在我的意识中极明了的事，经大夫这么一说破，似乎全幕揭开了，那种生离死别的惨景，如狂风骤雨般逼近。除了低头闭目战栗承受之外，没有半点儿办法，还没等我走出医生办公室，早已泪流满面。怕回到病房让二哥看出来，惹他害怕伤心，赶紧拭干眼泪，这才敢往病房里走。接下来的几日我天天在医院陪护，二哥的精神也好了许多，还和我下象棋，棋艺不减当年，不时地点拨我几招。更多的时候是陪他散步、聊天，设法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这天二哥提出想抽烟，他抽了一辈子烟，去年手术以后彻底戒了，现在提出要抽烟，我不忍心拒绝，说：“好吧，我这就去给你买，是要云烟还是大中华？”
二哥说：“云登就行，云烟、大中华我抽不习惯。”分明是嫌贵，我明白二哥是替我省钱。犹豫了半天，我买了一条云登烟，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怕二哥生气。他节省了一辈子，临了我不想坏了他的规矩，哪怕是花兄弟的钱，他一样心疼。下午我请理发师傅来医院，给他理发、刮胡子，好生打理了一番，他看上去显得精神了一些。二哥这时提出想回家，我征得医生的同意，让二嫂的妹妹玉仙，用三轮车送他回淀粉厂家里。临行前医生再三嘱咐，晚上一定要送回医院，怕有什么变故好及时处理。
天黑了，我想送二哥回医院，二哥说：“能不能让他在家里住一宿。”眼神里流露出对家深深的眷恋，态度近乎于哀求。我想答应他，可又怕真有什么不测，想起医生的嘱咐，还是硬起心肠劝二哥回医院去。二哥被送回了医院，我站在院子里，望着昏暗漆黑的夜空，那上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整个世界好像穿着丧服，悲惨凄凉。我越发放心不下，毅然走进屋去对妻子说：“不行，我得去医院，今晚不回来了。”说完掉头投进黑暗之中。
那天夜里我在医院里给二哥洗脚，他的双脚是肿的，二哥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熬不了多久了！”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不知如何安慰他，强装笑容嗔怪道：“好好的，你都胡说啥哩！”心里却暗自流泪。
这天夜里我侍候二哥入睡，听他还算平稳的喘息，我辗转不能成眠，想起白天收到北京的女儿豆豆的电话说：“近日将回独山子，办理出国去苏丹公干的手续，希望我们早些回家，她想见爸妈一面。”我让妻子先回去，妻子说：“豆豆这是出国，不回去见她一面，你于心何忍？医生说了，二哥短时间走不了，等送豆豆出国后，你再回来就是。”妻子说的不无道理，再说我离开单位久了，也该有个交代。可让我如何向二哥提起？二嫂把我左右为难的事告诉了二哥，他十分体谅我说：“你先回去吧，办你该办的事，你大老远来看我，我已经很满足了，回吧，暂时我还死不了！放心！”
临行那天，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舍不得松开，是他先松开手，惨然地笑着对我说：“走吧！”一直送我到病房门口。我走出去好远，回过头去，还看见二哥倚在门口朝我挥手，我也朝他挥着手大声地喊：“回去吧，保重！我还会回来看你的。”
在我离开他二十多天的一个中午，二哥悄无声息地走了，没来得及等我再回去。后来听人说，他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是痛苦还是平静，不得而知，想象得到，走的时候一定很凄凉，很冷清，很孤苦，很无助……
最心疼我的二哥走了，让我深感人生之苦短。
二哥苦了一辈子，累了一辈子，付出了那么多，我感激并怀念着二哥。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