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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相继把持朝政，皇帝成为傀儡，政治更加腐败。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和袁绍、袁术等密召升州牧董卓领兵进京，剪除宦官。董卓未至而何进谋泄被杀。宦官挟持少帝和陈留王出京。董卓闻讯赶至北邙山，劫夺少帝和陈留王，驻兵洛阳，把持中央政权，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为帝，即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春，袁绍等起兵讨董卓。董卓焚掠洛阳，迁都长安，纵容其部将李傕、郭汜等劫掠杀戮，给人民造成了大灾难。

 

　　本诗作者蔡琰，就在这场大乱中，为董卓军中的胡兵所虏，身陷匈奴十二年，生了两子。蔡琰之父蔡邕，素善曹操。操因邕无嗣，遣使以金璧赎回蔡谈。后蔡琰作诗二章，追思乱离，抒发悲愤。本诗为二章中的首章。

 

　　全诗分三大段。

 

　　首段自开头到“乃遭此厄祸”，叙董卓暴乱，自己被虏陷匈奴经历。诗的前八句为第一层，写董卓为乱，袁绍等起兵声讨。头两句交代董卓为乱的原因是皇帝大权旁落，中间四句说董卓为了图谋篡夺帝位，先杀劝止迁都的周秘、伍琼等人，迁都长安，挟帝自强，后两句写袁绍等起兵讨董。第二层写董兵杀戮劫掠的罪行。“卓众”四句，说董兵从西安东下河南，其中都是野蛮强横的胡羌之兵。以下十句写董兵杀掠的残暴：猎野围城，所向破亡，斩杀无遗，尸骨相藉，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然后又长驱入关。第三层写被掠者在途中受到非人的虐待。前十二句写虐待：“所略有万计”，见出被掠夺之多。虐待方式是：一、不让被掠者相聚，即使骨肉至亲什么也不敢说；二、以杀头相威胁，动不动就说“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三、羞骂，使人难以忍受；四、用木棍打人，使人疼痛交加。第四层写被掠者的痛苦与悲伤。日夜行则号泣，坐则悲吟，欲死不能，求生不得，号呼苍天，何罪受此灾难！

 

　　第二段由“边荒与华异”到“行路亦呜咽”，叙述作者身陷匈奴和被赎而归的经历。前十二句为第一层，写作者在胡地生活的艰苦和对家人的思念。前六句写胡俗少义理，胡地多风雪。后六句写思念父母。第二层为以下二十句，写为被赎得归而高兴，但弃别儿子却万分悲痛。先用八句写自己由于母子心连心，想别后难以相见，不忍与儿子离别。接着八句写儿子不忍母去。“见此”四句又写作者伤心痛哭，不忍离开。末八句为第三层，写同时被虏者由羡慕作者独归而哀痛，观者、行路者也獻欷呜咽。

 

　　第三段写归来后的情景。前六句为第一层，写归途中仍念母子之情，悲痛难忍。以下十六句为第二层，写回乡所见家破人亡的景象及悲痛。“既至”两句写家人已尽，亲戚沦亡。次两句写城市变为山林，庭院长满杂草。以下六句写白骨纵横，无人遮盖，出门不闻人声，只听豺狼号声，作者独自一人对着自己的影子，不觉为这荒凉孤寂的现实而痛心惊叫起来。接下六句写登高远眺，痛不欲生，经旁人劝解，才勉强苟活。第三层写自己重嫁新人，勉励自己好好生活下去；但经过一段流离，常担心又遭乱离。人的一生没有多少时间，自己却常年怀着忧愁和痛苦。

 

　　全诗通过叙述自己被虏、赎归的经历，表现了自己和广大人民的苦难，控诉了军阀战争的残酷。

 

　　本诗主要艺术特点：

 

　　1 按时间顺序，将个人经历与大众苦难结合起来写。为了表现作者被虏、赎归的经历，诗中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情节。开头先交代军阀战争的来历，接着写自己被虏、陷胡、赎归和归家后的情景。在描写这些经历中，作者既写自己的苦痛，也写广大人民的苦难，把个人的苦难，置于广大人民的苦难之中。如写受到董军掠虏和虐待的痛苦，写自己被赎归而同时陷胡者不得归的悲哀，作者都是把个人的苦难、悲伤与广大人民的苦难、悲伤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篇诗歌更展现了当时战争造成广大人民乱离死亡的图景，也增强了本诗的现实性和人民性。

 

　　2 善写典型细节。在表现乱离的苦难中，作者善于通过典型细节，来控诉战争的暴行和人民的痛苦。作者以“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等细节，表现了董军的残暴与强盗土匪无异，也见出人民被残杀之惨。在描写董军虐待俘虏时，作者写掠夺者的语言：“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活生生地画出了屠夫的嘴脸，人民完全处在随时被屠杀的惨境。在写赎归时，作者以儿子的问语表现了母子难分难离的悲痛，真实如见，令人泪下。作者从她经历的众多细节中，选出这些最能表现战争残酷性和人民乱离痛苦的细节，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情景，使此诗具有强烈的感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