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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教授给娟娟的信

 

　　娟娟：

 

　　我从你的信中感到，你，纯真的姑娘，在爱情的路上时而清醒，时而晕迷，时而快乐又幸福，时而苦恼又悲伤。所以来问我这个老头子：“怎么办？”

 

　　我只能给你讲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我过去的学生的故事。主人公姑隐其名，男士曰“王生”，女士称“隆娘”。他们在进入大学的时候相爱了。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只是王生早几天报到。因为他的家在南方偏僻的山区，他怕交通不便，耽误了时间。他步行到县城，又乘那时候的普通客车一夜两天来到学校。一个寒门学子最知道该怎样花费那微薄的收入，那是他的寡母为人做家务和自己半工半读挣来的辛苦钱。他报到后几天，就做志愿者在车站、在校门口迎接后来报到的新生。

 

　　在校门口他接到了隆娘。隆娘是一位老干部的女儿，她的妈妈是位司局级的领导，在省城里自然称得上“高官”。隆娘的哥哥在战争年代寄养在农民家里，长大后才回家，直到今天还在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家来回奔走。比起这位不善言辞的“农民哥哥”，隆娘有如公主。一切公主应有的优点和毛病她都有：活泼、自信、骄傲、矫情；敏感、腼腆、幻想连绵却又能坚持理想。她丽质天成，却又讨厌人们称她为“美女”，聪明却故意装傻，羡慕那些不露才智而勤奋努力的人。总之，她让人有点难以琢磨。

 

　　那天中午，王生在校门口迎接到她，把她的五六件箱包放上手推车，又背起她的一个小包，让公主殿下轻松地甩手步行。北京的夏末，天气犹如婴儿的脸，哭笑无常。当他们走近女生宿舍楼时，大雨不期而至。王生赶紧脱下上衣，披在隆娘头上，自己穿着背心，快跑着把手推车推进楼门。当他把隆娘的行李背上三楼后，隆娘感激地问道：“师傅，这点钱请您务必收下，可以吗？”那是张十元的钞票，当时是笔不小的钱。王生瞧着她，微微一笑，接过钱，扭身走了。

 

　　开学前两天，隆娘接到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张十元钞票，信中写着：“非常高兴你能超倍报答为你服务的劳动付出，但我是志愿者，不收取报酬。何况我是你的同班同学。为了庆祝我们即将开始的新学年，我冒昧请你吃饭，我请客，你掏钱，以那十元为限。如蒙恩准，明日下午四时东校门见。你想吃北京菜吗？我们一起冒一次险，听说豆汁儿又酸又臭，我想试吃一次。”结果可想而知，第二次握手由彼此的歉意到释怀的微笑，从拘谨到松弛的调侃，再到彼此友善的自我介绍，进而到真诚的信赖。这顿北京的砂锅菜，外加两碗豆汁儿，不到十元，催生了两位青年才俊一生美丽的诗篇。临分手，两人相约互相帮助，建立友谊，简直可以称为兄妹。王生送给隆娘一个母亲缝制的小钱包，里面装着这次十元晚宴找回来的零钱。

 

　　这段往事，是他俩事后亲口对我说的。“文革”的时候我曾被批判“为学生保媒拉纤”。真是冤枉。他们的爱情生长之迅速，直如升空的火箭，何劳旁人催化？何况他们此后的关系简直无可挑剔，无论学业、社团工作、社会实践，样样优等，彼此促进。自然，他们之间也有燃烧的情热和人为的苦闷。这人为的痛苦，一面是客观的阻力，比如下乡劳动、社会实践，不知出于什么心态，系里必定将两人分开两处，突增两人分离相思之苦。后来，分而后见的惊喜更增加了爱情的温度。两人反而故意制造些小矛盾，比如一些无关宏旨的不同观点，由争吵到故意避而不见，直到一方道歉，才见面享受小别胜新爱的幸福。

 

　　五年的大学生活过去了，“文革”却还没结束。他俩的爱情受到第一次真正的考验。王生被分配回到家乡的县城，隆娘却以照顾复出工作的老父亲为由，留在京城，而且母亲为她找了一位英俊少年。隆娘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宁愿接受母亲“断绝母女关系”的威胁也决不动摇与王生的爱情，一定要和他一起到山区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享受特权的交易留在北京。

 

　　她胜利了，和王生一起出发，送行的是同学和我这个不称职的老师。我在车站见到一位憨厚的中年人，他微笑着拥抱隆娘，深情地亲吻她的额头。后来我知道那是隆娘的哥哥，因为此后他找到我，述说了他妹妹的故事。他真是位好人。

 

　　据他说：王生在县教育局工作，隆娘在中学教书。他们只有微薄的收入，还要赡养王生的寡母。一个总在王生面前撒娇的“公主”，却一改前颜，不但抛弃了所有化妆品，素面朝天，而且系起围裙，操持家务，殷勤地侍奉婆婆。老太太是在微笑中去世的，临终还紧握着隆娘的手说：“老天爷心疼我，给了我个好儿子、好媳妇，隆隆啊，娘谢你呀！”

 

　　老人满意地走了，上天又为他们送来爱的结晶：隆娘怀孕了，她特别想吃酸的食物，王生就到城外的山上采杨梅。“他真傻，”隆娘的哥哥对我说，“他不知道野杨梅喜欢长在山坡边，密密麻麻的，挡住视线，斜坡下常是悬崖。他就那么死心眼儿，偏偏在悬崖边上采杨梅，一脚没踏稳……幸亏被棵树挡住，但还是伤了腰和腿，被救下来，可，瘫了……隆娘跟我说：‘哥呀，要是我不怀孕，他不采杨梅，就不会……’我说：‘你别犯傻，要精心保住孩子，哥帮你……’”

 

　　我在这个憨厚的男人眼里看到了晶莹的泪花。我明白了王生和隆娘的生活是多么地艰难。我想接济他们。她哥说，不，隆娘说她在您这儿保存了个钱包包，她只要那个……我想起来，在他们离开北京时，隆娘递给我一个书包，说，此去情况不明，有些宝贵的东西请老师帮忙保管。我一直把那书包放在箱底，从未看过。赶紧翻出来，打开书包，见是五本日记簿和一个是闽粤一带手绣的钱包，非常漂亮。这大约就是他们初次相约吃饭时的纪念物，里面一定还有当年结账剩余的零钱。我立刻懂了隆娘的心境，这比一切钱财都贵重，她依旧保持着一种高贵的品格，爱情超越了贫困……

 

　　隆娘的哥哥说：“医生说妹夫站不起来了，可隆娘不信，天天为他按摩。听说山南有位医生针灸效果好，就凑钱买了辆板车，每周两天拉着妹夫爬三十里山路去针灸……她挺着个大肚子啊……”他哭了，眼泪毫不掩饰地滚下来。“我派我的女儿去帮她，但她坚持自己拉车，说这是她的责任……直到她要临产，才……我妹夫哭着对隆娘说：‘来生再也不爱你，你爱得太苦太苦……’”

 

　　后来，隆娘的妈妈终于来看女儿，老太太哭着骂隆娘：“爱，比命还大呀？！你还要把我外孙子没出世就整死啊？！”老太太在县城一直住到外孙出生，才抱着婴儿回到北京。临走把钱跟眼泪一块儿留给女儿。

 

　　后来，隆娘哥哥打电话给我，说：隆娘照旧拉着王生去针灸。奇迹发生了，他的腿有了知觉，渐渐会动了，会走了。一年后，他康复了。他们照了一张相片，寄给我。两人并肩携手站在一起。王生似乎变化不大，而美丽的隆娘却显老相，鬓角似乎隐藏着白发。那时，她应当不超过三十六岁。照片上的他们笑着，灿烂的笑容如阳光照得我流泪。

 

　　再后来，王生在家翻译科学论文，投稿给各种刊物，又应邀到学校讲演，名声渐起。再后来，他的一篇有关法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论文获得法国有关部门的奖项，被邀请到法国讲学。他有些犹豫，放心不下隆娘。隆娘却说：“去吧，走出国门，显示你的才华。让世界知道中国，让中国更了解世界。这不是我们的理想吗？别担心我，我永远是你的隆娘。”她陪他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妈妈问她：“傻丫头，不和他一起去？法国可是浪漫之地呀！不怕他……”她说：“不怕！他是我的男人！”

 

　　隆娘送走了丈夫，又回到小县城教书，等着他凯旋。这一等就是三年。

 

　　三年后，他回来了，教育部把夫妇俩调回北京。他急忙通知隆娘，不日将回家接她，但不说何日何时哪次列车回归，好给她一个惊喜。

 

　　那个春天，中午，很好的阳光，列车停在县城车站，只停车两分钟。王生跳下车，走了几步，忽然站住，他看见隆娘领着儿子站在阳光下平静地望着他，好像望着早晨散步归家的亲人，不像是望穿秋水极盼丈夫归来的样子。王生满眼是泪急急跑过去，抱起儿子，搂住妻子，轻声说：“你怎么知道是这次车？”隆娘依旧轻声说：“我天天来，反正只有这几次车……”说着，微笑的脸上沾满泪珠……丈夫还是那句话：“来生不敢再爱你，你爱得太苦。”然后流泪当众吻着已经发福的隆娘……

 

　　我的故事讲完了。一位艺术家告诉我，有过坎坷和悲伤的爱情最动人，走过崎岖道路的爱，更真切。你说呢？

 

　　哦，如果你想见他俩。我去替你问问。他俩觉得他们的故事很普通！

 

　　真诚地祝你获得幸福！

 

　　愚师

篇二：天下最完美的爱情

我在今年最后一天的晨光中醒来，照例先去母亲的卧室。她还没有醒，这几乎是个例外。我站在床前轻轻地喊了两声，母亲睁开眼，看我的眼神有些迷糊。我赶快说：“还早，再睡一会儿。”睡梦能让她忘掉一切——垂危的病体、疼痛和那些尘世的纠缠与烦恼。 
　　我在工作与母亲之间穿梭：一边是工作——互联网的新浪潮，改变旅游行为的新概念，历史人文在旅游过程中的渗透，准确、便携、智能的用户体验;另一边是母亲的疼痛，身体像被撕裂一样的疼，令人心生绝望的疼。面对工作我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虽然有冲突、矛盾、不满，但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属于我的位置，有让我感到被认可、被肯定、被重视的存在感。然而，回到母亲的世界里，对她来说不断重复着关于疼痛的感受，永远都是新鲜的、必要的，她需要我感同身受式的安慰，渴望被我重视，尽管任何形式的安慰都无法真正减轻她的疼痛。 
　　我尽量减少进入她房间的次数，她说话时声带的振动都可能引起肋间神经的疼痛，但只要看到我，她就要说话。她或许只是想让我更充分地理解她，可她不知道的是，她的每一次关于疼痛的表达都只会把我从她身边推开，让我离她更远，因为这种表达每一次都在加强我内心对她的歉疚和对现在局面的无力感。我无法感同身受，我无法代她疼痛，我无法逆转她身体正在衰亡的事实，我甚至无法向她表达我每时每刻的虚无感，以及对自己的不满和失望。我始终没有给母亲她渴望的：一个可爱的外孙，一个令她满意的女婿，一个和睦快乐的家;或者带着她去周游世界、品尝美食，体验所有新鲜浪漫的异国情调;再或者，让她觉得此生因为我而感到生命的圆满;也或许，因为我的存在，让疼痛化为无形，而不是任由她自己与疼痛纠缠、撕扯、抗争，我只是旁观者。 
　　“我不求别的，只要不再让我疼，安安静静地待一天就足够了。”母亲绝望地、近乎哀求地说，但我们都不知道，她该去向谁哀求。 
　　杨宏毅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傍晚。因为怕光，母亲要求把卧室的窗帘拉上，这样，突然从外面进来的人，一时间很难适应从炫目的明媚到死寂的幽暗的转变。他是从700公里以外的县城赶来的，前不久，母亲向他要一些吗啡片剂。在省一级的医院里，就算有特需证明，每次也只能由主任级医生开出三片麻醉类止痛药片，不过在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县医院里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以杨宏毅在那里的级别和权威，他能有更大一些的权限，这次他是来送药和探病的。 
　　四十多年前，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父母响应“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离开了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房，带着青春的无畏与爱情的甜蜜到了一个离省城700多公里的县城，那时他们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那里的茶叶和野生菌都很有名，以后你就经常有好茶喝了。”母亲这样安慰喜欢喝茶和饮酒的外公。有爱人陪着，她一定觉得哪里都是世外桃源，都有良辰美景。举行完简单婚礼的父母在外公外婆无限的担忧中，在老师和同学对他们这种置美好前景于不顾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中，踏上了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没有人知道他们将面临怎样的生活环境，只知道那里出产著名的茶叶和上等的野生菌;没有人能预想到他们将展开怎样的人生际遇，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县城医院，一台已经被公认为常规、成熟的手术，都可能是一个新的开端，且身边没有老师、没有权威、没有良好的手术环境。 
　　“那时候，我们心里只想说，在哪里都是当医生，更何况，那里真的需要我们这样的医生。”母亲回忆起这个改变了我们家庭命运的决定时这样对我说，“而且，离开了，我就不用再去同时面对你爸和甄叔叔，分手这件事，我心里一直对他存有愧疚。那时，我们三人在同一家医院，虽然是在三个不同的科室，但总归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一个只享受过瞩目与宠爱的少女在那个只讲革命的年代，当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令她尴尬的局面。母亲回忆说，很多个夜晚，父亲牵着她的手，从医院大门出来，她都能看到门口大树后面晃动着的人影，她当然知道那是谁。她不敢对牵她手的这个人说，更不敢跑过去跟树后面的那个人说“你别等了，我已经属于别人了”。她只是把头低得更低，好像看不到脑袋的身体就能隐藏起所有的事实。父亲从来都是坦然而笃定地往前走，偶尔还说着让母亲忍俊不禁的笑话。这个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瘦高羸弱的男人，用他的聪明、刻苦、好学，其实我认为关键还在于他吹拉弹唱的本领和幽默风趣的情调，彻底征服了母亲。而且，他更懂得如何不失时机地把心爱的女孩变为自己的女人，让她连试图逃离的念头都不敢有。 
　　 
　　小的时候，我无数次从母亲与旁人的谈话中，听到她对父亲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仰慕、欣赏。在我的眼中，那是天下最完美的爱情，虽然没有王子也没有公主，更没有水晶鞋。为了让父亲能顺利地拿到医学院毕业证，外婆不得不提前终止街道分配给她的工作，用不长的工龄换成钱，帮父亲交清在学校欠下的伙食费。其实，外婆并不看好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年轻人。站在一个长辈的立场，她对他的健康和日后在家庭中可能承担起的体力劳动表示担忧。就像没有人能阻止母亲要去当一名乡村医生的决心一样，也没有人能阻止她成为这个年轻人的妻子。外公外婆也因此背负着对甄叔叔的歉疚，他们实在看不出，他怎么就不值得女儿去托付终身。 
　　情况并不像父母想象的那样顺利。坐了四天的长途汽车，他们来到只有一条马路的县城，卫生局给了他们一纸通知：这些来自省城医院、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需要最基层的锻炼。于是，他们带着行李，又坐了一天的马车到达了乡卫生所，开始他们乡村医生的生涯。在他们来之前，这个卫生所里只有一个能给家畜治病的兽医。两年后，他们才正式成为县医院的大夫。在这两年期间，有一次，母亲因为翻山越岭去给一个难产的农妇做剖腹产手术，在回家的路上流血不止，因此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四个月大尚在腹中的男婴。对于一辈子都希望有个儿子的父亲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不得了的打击，他乐观地认为他们还年轻，孩子以后还会有的。但母亲当时的状况父亲解决不了，也没有条件解决，他们只好连夜跋山涉水到地区医院。父亲背着依然出血不止的母亲上路，蹚河水、走山路，在公路边等待愿意让他们搭顺风车的好心司机。在无数次被拒之后，父亲咬着牙说：“老子一定要生个儿子，长大让他当司机。”他绵柔的四川口音消解了这发誓赌咒中的狠劲儿。 
　　他们终于可以回到县城工作了。除了临床实践，他们还办起了医疗短训班，杨宏毅便是短训班的第一批学员，也是父亲最得意的学生。父亲离开县医院后，杨宏毅接过老师的衣钵成了远近闻名的外科第一把刀。有一年，他希望自己在神经外科方面有更高的成就，于是到北京联系进修事宜，我们陪着他到过三四家医院，院方在看完他的学历证明后，十分不屑而且带着鄙夷的表情说：“我们只接受研究生以上学历申请者的进修申请。”杨宏毅并没有我预料中的沮丧，他说：“我还回去开我的刀，病人需要我。”他或许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作为一名医生如何才能得到病人的尊敬和爱戴——除了医术，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仁心。 
　　父亲被葬回县城后这些年，杨宏毅是每年清明必去祭扫的人之一。 
　　他还像从前一样沉默少言，喊了声老师，问了问母亲现在的病情，剩下的时间都沉默着。临走前，他掏出几盒吗啡片——这是他花了三四个月时间才攒起来的量，他说，这几乎是整个县医院的存货。“疼了就吃，没有了我再送来。”他不知道的是，吗啡其实已经不能有效缓解母亲的疼痛了。 
　　我没有心情留他一起吃晚饭，把他送到门口时，他突然停住。“情况不乐观，还是送医院吧。”他尽量压低声音说。我笑了笑。“你害怕吗？”他又问。我还是笑了笑。 
　　母亲躺在床上，眉头紧锁，服药前她勉强吃了几口粥，就又躺下了。如果没有生病，母亲今天一定要张罗一桌子的菜，在摆满百合花、白玫瑰的餐桌上，举着装有红葡萄酒的杯子，挨个祝福一遍，然后喝下。她不胜酒力，只要一小口，就会两颊绯红、目光迷离，她独自笑着，尽是妩媚和风韵，或者一句话也能逗得她笑个不停，笑得不能吃东西，趴在桌上抖着肩膀。她觉得这是失态、丢脸，但我觉得那是她最美丽的时候，因为她全身心地陶醉了。

篇三：季羡林先生背后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