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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浴着七月的朝霞，我作为一名党员，突然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与9有特殊联系。他牺牲时是1949年，恰好9岁，稚气天真、花蕊香溢的小男孩在遥远的深秋季节，在那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随着革命父母义无反顾地去了天国，去了另一个世界，只给后人留下一张发黄的、典型营养不良者的“大头人”照片。正因为机灵和虎头虎脑的可人样，那些政治犯们已记不住他的真名，都亲昵地叫他小萝卜头。 
　　看这张老照片时，小男孩招人喜爱，又逼人心痛。 
　　1941年，降临尘世仅8个月的男孩也随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请”进了大牢，关押在政治犯集中营──重庆歌乐山渣滓洞，从此拉开了男孩地狱人生的序幕。 
　　男孩毕竟太小也太天真了，他被抱进监狱和离开监狱之时，真可称作心态平和、从容自若。在分分秒秒都被不可知的玄机和意外笼罩着的沉闷光阴里，他目之所及均限定在残酷和单调中。这样说来，他的一生短暂可也漫长，“阎罗殿”外的世界永远是谜团，甚至可供想象的瞬间印象都没有。是的，他从生到死，犯人、铁栏杆、大锁、镣铐、刑具、马桶、烂被子、虱子、狱警、呵斥、拷打、惨叫和整个的法西斯活棺材囊括了他生命的全部记忆。他对监狱非人性非理性的疯狂行径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而仇恨的种子没有一天不在膨胀。除了妈妈的慈爱和狱友们的关怀，他不知道更宽意义上的幸福是什么，不知道自由的含义和景象究竟怎样。父辈们赴汤蹈火追求着的美好生活，至死都是他模糊的猜想。 
　　但男孩确是永远载入历史的烈士。20多年前我看电影《烈火中永生》时，就拿男孩当大英雄看待。他这烈士绝非骄傲的身世所赐予，绝非这样，他的功劳在于凭借孩童不太被看守注意的便利条件，长时期以字条或口信等方式，在牢房间传递着大人们斗争的策略和胜利的曙光，小家伙早已成为革命者当中久经磨炼的交通员。他一定也知道这是在玩生命游戏，随时会遭到毒打乃至枪毙，但他毫不胆怯，干得得心应手。 
　　在中国最激动的1949年，在胜利捷报和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小萝卜头、小萝卜头的妈妈，还有女牢的阿姨们，拖着累累伤痕，选一幅好点的红被面，用狂跳的心，凭想象的图样精心绣出了一面五星红旗。白色恐怖下的重庆，那面红旗执拗地飘扬在硬骨头犯人们的心中。敌人胆寒了，刻骨铭心地感到了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潜在的巨大威胁，于是在全国解放的前夜，秘密将囚笼中的革命者赶尽杀绝。9岁的小萝卜头也不例外，他在玩耍时被特务用匕首从后面悄悄捅死，无声无息。 
　　我算过，小萝卜头要是活着已经70多岁了，正可遛弯散步、打球钓鱼、颐养天年。然而60年前他就用躯体充当了爱国的桥梁。在他身后，一代又一代无所畏惧的勇士又接连冲上去，都是因强烈的爱国情怀铸就了他们的崇高无私。基于此，为了能够立体地、实实在在地真正得到“新中国”三个字，他们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地拿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去构筑和实践一个个“中国梦”的。 
　　2014年5月，一个明媚的清晨，我被清脆悦耳的童音惊醒。那是邻居女孩声情并茂、一字一顿地在背诵课文，仔细一听是《我的弟弟小萝卜头》。我一阵兴奋——原来几十年如一日，小萝卜头的故事早已选入了小学语文课本。 
　　一晃几天了，我耳边仍然萦绕着小女孩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了春天的鸟鸣……